金色薦讀|數字貨幣有助人民幣國際化_區塊鏈:數字貨幣

從商品貨幣演化到信用貨幣，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集中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那么，數字貨幣能否解決，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的失衡問題？發行數字貨幣（DC/EP）能否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方式？

人民幣數字化與國際化

中國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行主權數字貨幣的國家。當前的共識是，它是對現金的替代。從目前的設計方案和定位來看，主要影響的是交易清算環節。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DC/EP并沒有多大的顛覆性可言，無非是繼續用支付寶/微信/銀聯，還是直接用數字貨幣錢包。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即發行數字貨幣，是否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金色晨訊 | 越南工貿部反對禁止進口采礦設備 雙十一破兩千億 區塊鏈覆蓋1.5億件貨品:1.越南工業和貿易部反對禁止進口采礦設備。

2.雙十一破兩千億 區塊鏈覆蓋1.5億件貨品。

3.貴州、新疆正規礦場被停電整改 接受稅務和實名制檢查。

4.INTChain與中國電信聯合開發區塊鏈路由器。

5.弗吉尼亞ECPI大學使用區塊鏈技術頒發學位證書。

6.日本EOS團隊斬獲Dora黑客松冠軍。

7.美國CFTC或采用分布式賬本技術。

8.伊朗或發行基于法幣支持的數字貨幣。

9.John McAfee：比特幣的使用決定它的價值。[2018/11/12]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是什么？是技術，或者是貨幣形態嗎？如果不是，國際化在多大程度上與技術相關？筆者認為，數字化無疑有助于國際化，但這種正向關系是否顯著，還不太確定。用計量的語言來說的話，如果以國際化為因變量，以數字化為解釋變量，做一個回歸，那么假定數字化的beta系數為正，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數字有多大，它是否顯著？這兩個維度，都還是一個問號。筆者的觀點是，技術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是次要因素。

分析 | 金色盤面：BTC企穩 市場超跌反彈:金色盤面分析：在BTC穩住陣腳后，市場進入了反彈節奏，XRP過去24小時漲幅8.65%，TRX8.52%，LTC4.21%，目前屬于修復性反彈，行情還會反復，整體調整尚未結束，提醒投資者理性看待市場波動，做好風控。（登錄金色財經APP—發現，查看更多幣種的獨家點評）[2018/10/13]

判斷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可從其在交易、結算、儲備、定價等維度進行評估。最近10年中，人民幣國際化一直是一個被廣泛探討的話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有序推進，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如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將人民幣加入SDR，且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超過日元和英鎊。但迄今為止，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仍然較低。

金色相對論 | 黃樂軍：無幣區塊鏈的價值應體現在實際落地的應用中:本期金色相對論中，對無幣區塊鏈的價值衡量及大眾參與機會，中海基金督察長、《區塊鏈與通證：重新定義未來商業生態》作者黃樂軍表示，無幣區塊鏈不能像有幣區塊鏈那樣，通過發行和流通的通證來衡量價值。無幣區塊鏈的價值應通過實際落地的應用的價值來體現。

在無幣區塊鏈中，普通大眾更多的是一種使用者或消費者的角色，而不是在有幣區塊鏈中，用戶擁有的“消費者+投資人”的角色。建議普通大眾重點關注可能與自身工作和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區塊鏈應用，同時要提高警惕，謹慎參與區塊鏈相關的投資，特別要防范以“區塊鏈技術”或“虛擬貨幣”名義實施的各類非法集資行為。[2018/9/29]

數字化之路是正確選擇

金色財經現場報道，Michael Arrington：更愿意投資網絡效應強的項目:在2018年世界數字資產峰會（WDAS）暨FBG年會上，來自Arrington XRP Capital公司的Michael Arrington針對投資項目方面的問題作出回答，Michael Arrington表示，在當前眾多類型的項目之中，更愿意投資網絡效應強的項目，這類項目在市場結構方面會有著更強的優勢。[2018/5/2]

從最新數據來看，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占比為41%（SWIFT），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達到43%（BIS），在全球儲備資產中的占比達到62%（IMF）。綜合來看，金融危機之后，美元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雖有加強，但仍然處在一個與中國綜合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的低水平。這說明，即使是金融危機也未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

19世紀末，美國工業總產值已超過英國，但美元依然弱勢。一戰和二戰沖擊了歐洲，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唯一的贏家。一戰后，美元迅速取代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由史觀之，美元之所以能在較短時期內取代英鎊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原因是英國在貨幣制度選擇上犯了大錯，致使英鎊失去了“錨”的屬性。二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強化了美元的權威地位，最終確立了美元霸權。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美元霸權反而再次得到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亦是如此。可見，貨幣有著極強的網絡外部性，贏家通吃，在位優勢非常明顯。這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

美元國際化的經驗顯示，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的不是其做對了什么，而是別人做錯了什么。筆者認為，在人民幣的國際化重要事項排序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和歐洲做錯了什么，居中的是中國自身做錯了什么。中國要少犯錯，同時還要努力做正確的事。

少犯錯的第一個體現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個基本原則是，匯率是工具，而非政策目標。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改革任務之一。

少犯錯的第二個體現是，遵循市場化的先后次序，謹慎開放資本賬戶。在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或之前），逐步建立風險隔離和緩沖機制，針對不同性質的資本流動（流入和流出），有的放矢，穩步推進，結構化調控。當然，調控政策也應該以市場化為主導，一個可選的措施是托賓稅，盡量減少量的措施和行政干預，因為實證經驗顯示，市場化的調節措施造成的扭曲較少。

所謂正確的事，筆者認為，由于當前貨幣體系的僵化和弊端，走數字化之路，無疑是一個正確選擇。縱觀貨幣演化史，從商品貨幣到信用貨幣的演化，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不僅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還體現在金融危機、安全性和保密性上。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美元”體系——在便利交易的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結構性失衡。至今，“特里芬難題”仍未解決。中國央行若率先發行數字貨幣（DC/EP），或許是一條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行的方式，因為這會提升交易的便利性。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技術要素并不是人民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的主要因素。

筆者認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更多的是著眼于國內因素，因為這是大勢所趨，而且數字貨幣確實有諸多優勢。而人民幣國際化，更多時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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