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區塊鏈人的價值」創新數字貨幣,使貨幣成為發現價值、管理價值、創造價值、實現價值的工具。
原文標題:《中國人民銀行論文:貨幣政策的市場化協同與大數據機制研究》撰文:鄒平座,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來源:證券時報網
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信息水平的高低,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對于以往的宏觀調控模型形成沖擊,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雙重疊加作用下,全球經濟動蕩不安;信息化革命產生的信息量呈幾何級數增長,產生了所謂的「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對政府宏觀調控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從好的方面講,一個政府如何善于管理信息和挖掘信息,會使政府效率明顯提高;從壞的方面講,巨量的信息會使政府出現「信息溺死」現象,宏觀管理出現極度混亂,各種風險急劇上升。信息化革命使價值函數發生異變,這種變化改變了價值規律與經濟增長規律,使傳統的經濟理論與模型被破壞,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調整宏觀管理方式,就會使宏觀調控失敗,產生經濟與社會危機。
2020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無論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貨幣理論與政策執行框架,還是政府規劃為主導的貨幣政策框架都遭遇科技革命的挑戰;全球經濟在年初伴隨著新冠病、美國大選、石油談判破裂等出現劇烈波動,不確定性如臨深淵;中國經濟也迷霧重重,風險加大;以美國為主的中央銀行開始驅動貨幣政策調節經濟,貨幣神話伴隨著數字貨幣的出現充滿神秘與未知的魅力。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的M2/GDP這個指標明顯大于其他國家,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中國貨幣超發,甚至認為中國金融效率十分低下,主張緊縮貨幣。這個數據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經濟指標是十分重要的,需要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把握。歸結起來需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的GDP到底是多少?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求解準確的及時的充分的GDP數據?第三個問題是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貨幣政策何去何從?這一連串問題如貨幣金融學「歌德巴赫猜想」,是當前急需回答的問題,也是關心貨幣、財富、增長的人們天天都在關心的問題。
關鍵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信息技術發展和科技金融的發展為我們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那就是通過市場化方法建立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充分發揮市場的信息發現功能,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建立貨幣政策的市場化微觀模型,實現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及時性、完整性、科學性;管理收入大數據、財富大數據、消費大數據、投資大數據。這些數據本身就是生產資料,這種數字資產的市場化過程,會使得宏觀經濟數據更加清晰完整,及時準確。
更為重要的拓展貨幣的功能,使貨幣金融成為創造價值的工具與手段。貨幣成為創造價值的工具,不但具有價值尺度功能,還使貨幣與價值尺度統一起來,貨幣創造過程就是價值創造過程。通脹與通縮不再發生。貨幣、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進入一種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界。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革命,無論是哪個國家先認識到就會優先進化,變得強大而具有競爭力,就像商鞅變法使得秦國統一中國一樣,實現超級制度紅利。
第一個問題中國統計局的GDP數字是準確的嗎?這個問題關系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全局。本人研究認為現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并不能準確反映GDP的真實數量,并且還存在較大誤差;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和各國國情的不同,各國的GDP不可比。如果教條式套用傳統貨幣政策模型,就會出現明顯的「貨幣政策失靈」。所以,不能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作為唯一的決策依據,而要建立GDP大數據模型,并且實現市場化、微觀化、動態化管理。
對于中國的GDP數量問題對于宏觀調控來講的確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來不得半點含糊。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報告中首次預測,「美國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5年后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這則消息如同扔出了一顆「重磅炸彈」,在西方各國引發爭議,各國媒體紛紛發出了質疑、焦慮、感嘆等不同的聲音。實際上,這種算法并不科學,人民幣匯率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關鍵在于選擇商品的標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有的商品是高估,有的商品是低估。目前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和耐用消費品價格用PPP算都高于國外。IMF的結論是不成立的。
在硬幣的另一面,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GDP不同于其他任何國家,實際統計的數據被遠遠地低估,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的重要方面。宏觀管理者對于「GDP統計泄漏」問題一定要有清楚的認知,否則「政府失靈」將成為常態,宏觀經濟管理亦會如盲人摸象。
可以從邏輯上和實證上論述中國的GDP失真,可以從5個方面著手研究。
第一,中國的經濟結構十分復雜,經濟的細胞以家庭為主,還存在大量的國企和央企,這種經濟結構存在大量的「內部交易」。一個家庭之間的經濟主體往往是不計報酬的,比如兒子為老子打工是沒有收入的,農村家庭的自留地收入也是不計GDP的。國企之間的資產調撥也屬于內部交易。
第二,中國市場化程度低,大量的產品與服務由于產權不清沒有進入交易過程,還不是商品。市場是發現價值和信息的。一個國家的GDP可統計量與其市場化程度成正比。一是中國大量的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藝術品、古董等沒有明確產權,除了影響其效率以外,這些無形資產大多無法交易,數量十分龐大。二是中國大量的服務產品無法形成商品,如法律服務、社會服務等。三是中國目前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如農村土地等沒有明確產權,無法進行交易。
中國央行今日開展1200億元逆回購操作:中國央行今日開展1200億元逆回購操作,因今日1200億元逆回購到期,今日實現零投放零回籠。[2020/11/10 12:09:49]
第三,中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國家,生產資料交易主要是使用權,如土地、礦山、房地產等不動產權,這些資產必定影響商品的產出價格,也勢必低于所有權資產。這一塊影響GDP多少各種資產各不相同。
第四,中國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不但使GDP被嚴重低估,而且還改變中國的消費率,因為公共物品大部分只統計投資不統計消費。中國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國家。一是龐大的政府體系及其附屬機構的自身消費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質而且數量驚人。一般的政府部門都有大量的消費與服務開支,這些開支包括公務員與事業學位等所謂「體制內人員」的保險、住房、食品、交通、服務、醫療、教育,甚至養生、旅游、出國、娛樂、健身等等都是由國家開支或者是免費的。比如各個政府機關都有免費食堂,甚至有的還有幼兒園。機關工作人員到現在還是分配住房的。公務員醫療費還報銷,有的單位有理發室、醫院、體育場、電影院等等。二是中國的國企生產大量的產品與設施是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這個量很大,每年都有幾十萬億,如公路、公園、廣場、水利、體育館等。三是中國大量的服務業是由政府提供,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商業化程度遠低于市場經濟國家。2020年爆發的新冠病疫情中更加反映中國公共物品數量巨大。
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資沒有消費統計,使得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消費不足,出臺政策鼓勵消費,使得近幾年中國家庭負債急劇上升。其實中國的消費數據是嚴重失真的。有相當一部分人可以不花自己的工資生活。這便得無論是產出法還是收入法,中國的GDP都是嚴重低估,而且消費總量嚴重低估,消費率嚴重失真。
第五,中國統計制度不健全,有大量的灰色經濟沒有計入GDP,稅收制度不能起到數據驗證效果。統計誤差較大,計劃性強,客觀性弱。用統計局的數據做經濟分析難度較大,幾乎沒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中國的經濟成份十分復雜,據說是赤、橙、黃、綠、青、藍、紫、灰、黑、白各種顏色的經濟都有。統計部門無法統計全面數據,特別是灰色收入和地下經濟。
總的來說,全球各個國家的GDP與M2的統計都有其特殊性,在實際分析與運用中要區別對待。要準確地把握一個國家的GDP需要多種渠道進行統計,然后反復修訂。稅收制度嚴格的國家,稅收增長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指標,因為收入法計量的GDP與稅收的相關度非常大。但是,稅收在中國與GDP的相關度較弱,因為中國的稅收體制還不太健全。其他的如用電量、運輸量等都可以作為參考。
貨幣政策參考的GDP指標應該重視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產出法要與收入法相互驗證。二是全國統計要與地區統計相互驗證。三是GDP數據要與稅收等各種相關指標進行驗證。四是宏觀數據要與微觀數據相互驗證。五是政府數據要與市場數據相互驗證。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求解準確的及時的充分的GDP數據?研究與探索市場化的大數據的微觀的GDP數據生成過程,建立以個人價值函數為單變量的經濟分析模型,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解決歷史疑難問題。
當前宏觀經濟數據需要創新的是建立一個宏觀經濟數據產業,在數字經濟時代,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科學的、動態化的、準確及時的宏觀經濟大數據系統,并且把這個過程變成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明確數據是一種生產資料,參與國民經濟分配。宏觀經濟分析模型就可以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求解科學準確及時的經濟大數據,實現貨幣政策的科學性與及時性。
首先,我們構建多變量GDP的大數據,設計家庭、企業、政府、國外四個部門。設Y=GDP,存在四個價值鏈函數f、f、f、f。Y=ffff。我們把數據權分配到各個部門,用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別求解GDP。在收入端我們用勞動收入、利潤收入、稅收收入、外匯凈收入來表示,支出端用消費支出、投資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來表示。用v表示價值變量,每個人的價值作為價值函數的基礎變量。社會總價值等于所有人的價值總和,并且構成各種價值函數。企業、政府、國外是一種價值鏈函數。人的價值V是總目標函數。并且V=Y,兩者可以相互驗證。那么:
Y=V=ffff。
其次,對大數據模型進行單變量分解,建立大數據的市場主體與交易結構。對每個人的大數據進行托管與確權,使得相關數據成為各主體的資產,建立資產負債表,并且生存統計表。為了使得模型變得簡單而實用,我們把個人作為唯一主體變量,從而計量每個人的價值,托管每個人的收入與支出,更加容易求解GDP總量。這樣,模型只要能求解每個人的價值,在支出方求解每個人的投資與消費,在收入方求解每個人的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就可以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并且實現與數字貨幣的對接,與貨幣政策統一起來。
Y=V=f,V∈,i=1,2…n。
多變量求解面臨很多難處,除了統計與計算難度較大以外,多部門多單位的價值函數求解和分解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多變量函數使我們明白單變量函數的傳導機制以及驗證路徑。
單變量求解GDP的方式使得經濟分析過程簡單化,稅收驗證更加可行。在總體研究路徑上,首先確定人的價值總量就是社會經濟總量,人的價值增量的時間積分構成一個時期的GDP。其次是這種函數模型更加明確社會生產的目標與任務。人類的所有經濟活動最終都是為人服務的,是為了提高人的價值。以往我們把商品和貨幣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變量,導致金錢拜物教,甚至是社會發展方向的誤導,導致貧富懸殊,道德危機。第三是以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函數求解GDP,使得人的價值數據成為一種真正的數字資產,進一步結合區塊鏈技術生成數字貨幣,這種數字貨幣不僅是價值尺度,而且能夠創造價值。一旦實現這個目標,貨幣與貨幣政策就實現了真正的飛躍。
聲音 | Matthew Graham:中國央行數字貨幣、Libra與比特幣的工作原理和目的完全不同:Sino Global Capital首席執行官Matthew Graham最近表示,中國在CBDC方面的發展與一般加密貨幣市場無關。他還認為,中國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和Facebook推出Libra的計劃幾乎是比特幣的對立面,因為它們的工作原理和目的完全不同。雖然比特幣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去中心化的資產形式,但中國的DCEP將完全由中國人民銀行控制。然而,Graham聲稱,中國的DCEP是否會在2020年發布仍然不確定。“我仍然認為我們在談論一項巨大的計劃,我并沒有真正的技術項目管理經驗,但是我認為我們都知道有些事情比最初需要更長的時間,人們可能會這樣想。”(AMBCrypto)[2020/1/9]
第三,建立消費大數據與投資大數據模型及微觀運營系統
市場的重要功能在于發現價值與信息。在此,我們分別建立消費供應鏈運營系統和投資價值鏈運營系統。并且分別把這兩個系統交給市場。
第一步,我們建立GDP與人的價值及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函數關系:
式中,Ⅴ代表人的價值總量,v代表人的價值總量的自變量,仍然是人的價值。人的價值分為人的價值流量vI和人的價值存量Vw。c代表消費,i代表投資,rl代表勞動收入,rk代表資本收入。這樣,GDP代表一段時間內所有人的價值的積分,也等于用支出法計算的投資與消費函數的積分,還等于用收入法計算的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2個變量函數的積分。
所以,求解GDP需要在微觀層面求解每個人的消費和投資。從收入法來講,要求解每個人的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
進一步研究,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與經濟增長函數也服從這一公式,所以,本命題與傳統經濟學并無矛盾,同時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也是統一的,如果用區塊鏈和大數據能夠求解每個人的價值,就解決了「馬克思難題」。
下面我們再分析一下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和素洛模型的經濟增長理論與人的價值函數的關系。研究發現人的價值函數理論和這兩個理論是吻合的,有所不同的是人的價值函數的生產理論和增長理論,使得經濟分析由多變量變成了單變量。也就是說紛繁復雜的經濟運動,其實只有一個變量在周轉,如果我們能求解這個變量,經濟學就變得科學化和簡明化。信息技術的發展,科技革命為我們解決了這一問題。
公式3和4證明了以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的生產函數和經濟增長函數。一是用人的價值取代勞動與資本,并把勞動作為人的價值流量,資本作為人的價值存量,實際上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在于優化了經濟分析模型,同時使得原有函數的不合理性得到改善。二是單變量生產函數與增長函數,通過區塊鏈和大數據求解的生產與增長理論更加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革命性地改變傳統經濟學的弊端。
第二步,我們需要發現單變量大數據和區塊鏈模型的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的微觀機制。
世界經濟從商品經濟轉向數字經濟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傳統的會計管理價值的模型轉向區塊鏈管理價值。經濟體發生裂變,股份制經濟轉向通證制經濟。區塊鏈賦予每個人分布式賬戶,用以管理和核算人的價值,從而實現經濟制度的民主化。股票是一種以股權為分配紅利的憑證,但是數字經濟背景下,每個人的數據具有價值,參與分配,就出現了以人的價值憑證-通證,它是人的價值憑證,用區塊鏈核算。這個轉變改變了人類的分配制度,使得每個人都有參與分配的權利。每個人的大數據是科學計量的,本質上反映一個人創造價值的能力。通證經濟將使人類社會的文明前進一大步,充分發現人的價值,更好管理人的價值,更多創造人的價值。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都有一基于個人價值的自由權利,不再有剝削和不平等。
在此,TokenⅤ=bIockblock。大數據公司B托管每個人的消費數據與投資數據,并且在法律上通過托管與確權,形成清晰的產權,這種產權參與大數據公司B的價值分配。這個過程通過瓦爾拉斯均衡與超級賬戶,發現準確的消費數據和投資數據,最終求解準確的GDP。蘭德爾.奈特的理論仍然是沿著效用價值論的思路展開研究,并且沒有考慮現代信息經濟學對價值計量和價值模型的革命性影響。本文提出的微觀市場化邏輯是宏觀經濟模型介入了微觀市場,并且創造價值。所用的理論是基于區塊鏈的人的價值理論。有意思的是奈特認為貨幣創造價值,創造的過程是通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擴大了生產。本文也是提出了貨幣創造價值的觀點,因為貨幣就是價值的本身,創造了貨幣就創造了價值。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具有在全球創造價值并占有別國人價值的手段,世界經濟面臨被美國再一次占有并壟斷的可能。
第四、建立收入大數據模型與運營系統,通過個人價值管理系統,研究人的存量價值與流量價值,并計算他們的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從傳統經濟學的生產函數和增長函數來看,在邏輯上是統一而連續的。
以上從支出角度討論了貨幣政策的微觀市場化機制,下面我們從收入角度繼續討論GDP的微觀市場化生成機理,并且建立市場化運營范式。
根據生產函數的單變量模型,把勞動收入、資本收入等歸并為人的價值單變量函數y=f。設Ⅴ∈,V=f。那么,
設每個人都有時間價值,并且每個人擁有管理個人價值的區塊鏈分布式賬戶,每個人可以對自己的未來的時間使用權進行交易,并且在區塊鏈帳戶中取得收入。資本收入作為過去的人的時間價值也是可以折算為人的時間價值,就是說人的勞動價值與資本價值參與生產過程可以創造新的價值,這個價值作為一種通證可以交易,進入市場以后,通過企業價值鏈與商品價值鏈最終形成國民收入即GDP。所以,通證經濟將非常重要,它是未來市場最重要的目標工具。因為有了它及其市場交易,就發現了貨幣政策所需要的數據。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數據產生的過程是一個創造價值的微觀市場化過程,而且通證可以轉化為一種貨幣發行機制,這種貨幣完全由市場運動客觀實現和發現的。貨幣就是人的價值,就是通證。
動態 | 中國央行:將于9月16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降低社會融資實際成本,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于2019年9月16日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不含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2019/9/6]
支出法計量的宏觀經濟數據與收入法計算的大數據是可以相互驗證的。這個過程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是動態的。在此基礎上構建的貨幣政策框架具有及時性和連續性。中央銀行深化到具體的價值發現、管理與創造過程,這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中央銀行與貨幣這種新功能的產生有賴于科技革命產生的信息技術的不斷創新。
對于中國來講,這種模型的運用將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夠較快提高中國人的人均價值,如果中國人的人均價值等于美國的話,中國的GDP將是美國的3-4倍。更加深遠的意義在于這是一種變革,一種劃時代的變革。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何去何從?第一步應該把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為他們創造全球最優的營商環境和貨幣環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動態的、精準的、宏觀與微觀協同的市場化機制,實現貨幣的價值創造功能,使中國人均價值趕上美國;第三步是創新以人的價值為基礎的數字貨幣體系,逐步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目標,建立現代化科學化的貨幣治理體系。
2020年,中國的經濟金融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和巨大的不確定性。從年初開始,新冠病襲擊全球,歐美股市劇裂波動,美國股市更是出現了一個月內多次融斷的奇觀,全球經濟發展面臨巨大危機。美國為了應對危機,祭出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低到0,同時推出5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等政策。
我們可以考慮中國面臨的如下幾個特殊風險應當關注:
1、美國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風險。美元是世界貨幣,在零利率的驅動下,美國大量的貨幣投放勢必漫向全球,收購全球低價優質資產,全球資源迅速向美國及其跨國公司聚合。從而短期內極大增加美元的物質基礎,形成新的美元優勢。相對而言,中國失去競爭優勢,甚至是貨幣金融領域遭遇美國的長期碾壓。如果此時,美聯儲與臉書合作推出以擴張以后的美元為基礎的數字貨幣,而且這種數字貨幣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么,這種金融侵略將是致命的。
2、美國加大對于中國的金融和貨幣沖擊的可能性再結合上述「貨幣異變式攻擊」,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喪失幾十年的外向型經濟成果。美元和美國控制的全球金融體系,無論對任何一個國家發力,都是經濟災難。中國必須在貿易結算、貨幣制度、數字貨幣方面防范于未然,不能抱著任何僥幸心理。
3、中國國內風險仍然較大,存在「三大斷崖」。「慕尼黑安全會議」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國際上反華勢力的「分兵合圍戰略」。由于金融對外開放的推進,金融風險敞口加大。經濟金融發展面臨制度、結構等諸多瓶頸,難度從未有過。
盡管中國經濟金融的改革與發展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但也具有很多優勢,有的優勢是其他任何國家所沒有的。所以,對于中國的貨幣政策而言,要始終貫徹落實好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科學謹慎地推動金融對外開放,步步為營地筑牢金融與貨幣的防火墻。針對可能出現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問題、可能出現的外部沖擊問題、「三大斷崖」問題,近期可以考慮分步驟地采取以下措施:
1、把「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加大實施力度。把好充分就業的數量關和質量關。充分就業實際上就是人的價值最大化,一旦實現充分就業,基本上就能夠實現其他幾個貨幣政策目標。不但要增加就業的數量,還需要不斷提高就業的質量。
傳統的貨幣政策往往盯住經濟增長目標與通貨膨脹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愈來愈容易顯示錯誤的信號。原因是受科技革命影響,價值函數、生產函數、增長函數由原來的線性狀態轉變為「無形化、多維化」的幾何級數,控制增長速度明顯是錯誤的做法。再加上中國GDP統計的特殊性和M2結構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現制度性結構性的「數字陷阱」,從而引發「政府失靈」問題。
其實,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于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充分就業是經濟增長的唯一目標。一旦實現了真正的充分就業,其他目標就能夠實現。中國有14億多人口,只要中國14億人的價值提高了,就不懼怕任何外來的沖擊。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要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打造全球最優的貨幣金融環境。
中國目前的充分就業空間巨大,經濟發展具有嚴重的「發展不充分」問題,特別是要關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價值函數的變化。這個問題需要貨幣政策領域從理論和技術上深入研究。以往把貨幣政策盯住GDP、M2/GDP等做法實際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論慣性陷阱損失」。這個問題一直是全球性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一定要走出這個誤區。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巨大的紅利,甚至科技革命還能為中國帶來比過去30多年還大的制度紅利。實際生活中,我們也深刻體會到實現充分就業的空間巨大,我們每個人實際產生的價值距離應有的價值甚遠,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在于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
由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如果調整到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為標準的充分就業上來,使就業既有數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質量上的充分性。
中國央行金融信息化研究所所長習輝:央行金融科技研究在探索區塊鏈的監管科技應用:中國央行金融信息化研究所所長習輝表示,在金融科技領域,區塊鏈“至少有兩個維度的應用。信息共享和監管協同有很多可應用場景。我們現在正在探索監管科技應用,一行兩會新的體系構建之后,資管產品穿透式監管、業務協同,區塊鏈至少做到分管方式有分布式一本賬,大家可以看到共享的信息,這是比較典型的應用場景。”習輝稱,在機構層面,區塊鏈的商業應用也是很多的。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時候,做了一個金融行業區塊鏈應用的摸底,40多個應用上線運用,其中跨境清算、同業之間的業務托管清算、信用證等等,這些基于信息層面多一點,交易層面限于它的算力、網絡、帶寬,以及整個聯盟鏈之間信任機制、協議構建。[2018/5/21]
2、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動態的、精準的、宏觀與微觀協同的市場化機制,實現貨幣的價值創造功能,使中國人均價值趕上美國。
未來中央銀行的改革將從「信用貨幣時代」轉變到「價值貨幣時代」。從中央銀行產生的那個時候起,它就承擔了創造貨幣的任務,但是這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通貨膨脹,所以中央銀行既要制造通貨膨脹,又要反通貨膨脹。我們對一個好的中央銀行的評價標準是:它既創造了更多的貨幣又沒有產生通貨膨脹。這個過程會表明中央銀行創造了就業,所以創造了人的價值,或者是向國外輸入了價值。所以,美聯儲在增發大量貨幣的同時美元指數仍呈上升狀態,表明美國央行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中央銀行,因為它成功地為美國輸入巨量的價值,是對全世界的「抽血機器」。必須認知和揭穿美國貨幣制度的這種剝削性。中國因為是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特別是市場和金融的血脈還不是很暢通,美國的「吸血模式」還不成熟,所以,美國還是對中國進行各方面的經濟制裁與打壓。
所以,中國的崛起不能依靠美國與現有的世界貨幣秩序。在現有的貨幣制度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充滿了風險。中國必須立足國內,下大力氣提升中國人民幣的價值。
在實際操作上,要建立貨幣政策的微觀機制與市場化機制,一方面通過市場化機制,建立中央銀行的信息系統,主要是區塊鏈和大數據系統,這個系統的構成是多元主體的。充分利用數字經濟下的數字資產機制,發現和管理人的價值,發現與管理消費大數據與投資大數據,把這兩個數據作為居民的財產參與企業和國家分配,充分發揮市場的發現信息與價值的功能,從而就能夠精準計量充分就業和GDP,實現貨幣政策大數據的準確性、及時性和有效性。中央銀行可以向國內達標的高水平信息技術公司、大數據公司購買服務。企業化、市場化、微觀化的信息系統與運營系統的建設,將為中央銀行建立一個高度靈敏的「中央大腦」,這個中央大腦能夠發現價值、管理價值、創造價值,動態化地調控金融,真正提高金融效率,能夠防范各種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特別是能夠精準測量國際特別是美國的金融風險輸入。
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銀行的貨幣創造過程轉變成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通過貨幣政策提高每個中國人的價值,不斷提高人的就業數量和質量,創新體制機制,使中國人的平均價值在5年時間左右趕上美國,那么中國的GDP將是美國的3到4倍。
3、創新貨幣制度,大力發展以人的價值為基礎的數字貨幣,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都將為中國甚至是人類作出重要貢獻。
無論是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都是沒有認識到「貨幣能夠創造價值」,而且這種創造過程分為內涵式創造和外延式創造2種路徑。
沿著科學價值論方向研究的貨幣制度能夠創造價值,而且數字貨幣傳導機制是一種價值創造的市場過程。目前各國中央銀行推出的數字貨幣都沒有這種功能,主要原因是對價值規律、貨幣規律和經濟增長規律缺少正確而深遠的認知。
人的價值管理產業將來可能是最賺錢的產業,特別是在人民幣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背景下,中國未來5-10年將出現以區塊鏈為基礎技術的「價值產業」,這個產業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價值函數的變化引起的,并且通過數字經濟和通證經濟,推動中國轉向人類的第三次文明-科學社會,引發深層次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將可能成為全球的標桿。
這種貨幣制度的傳導機制有以下幾個要點:1)用區塊鏈的超級賬戶定義每個人的價值,并且生成每個人的價值大數據,這種大數據與每個人的收入函數大數據和支出函數大數據相互映證,并且通過市場生成每個人的通證。人的價值的通證,就是數字貨幣。2)區塊鏈的共識機制拓展到市場中形成交易過程,每個人可以在市場上買出自己的時間使用權,簡稱「時權」,這種時權也是一種附加個人與時間印戳的區塊鏈通證。3)用「區塊鏈人的價值」創新數字貨幣,使貨幣成為發現價值、管理價值、創造價值、實現價值的工具,使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與貨幣一體化,并且增加了貨幣的創造價值功能,并且從根本上消除了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4)實施嚴格而科學的準入制度和監管制度,防范與化解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與危機。
這種貨幣制度從機制上否定了美元為基礎的現有的信用貨幣體系,使得全球免受美元霸權和「抽血」。由中國大型科技公司推廣至全球,將對中華民族崛起產生關鍵性作用,并對人類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新的貨幣制度傳導機制與中國現有的貨幣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是高度相容并且可以相互轉化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可行的。更為重要的是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實質是實現人的財富自由、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具有普世價值的體系,可以化解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堅決取締非法金融活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要堅決取締非法金融活動,加強金融領域的準入管理。沒有經過管理部門批準,不得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2018/3/25]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大轉折的一年。年初爆發的全球性新冠病,還是在進行當中。它留給人們很多反思,最重要的是價值觀的反思。必須認識到全球乃至中國的理論、制度、市場、社會都需要進行改革和開放。我們期待一個新的理論、一個創新的貨幣與經濟制度、一個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制度、一個和諧、健康、安全的全球價值觀和命運共同體,不再有病蔓延,不再有經濟與貨幣掠奪,不再有「吸血霸權」,不再有經濟制裁和貿易壁壘。我們期待一個「新世界」。
以下部分為文章附注:
市場失靈也叫市場失敗,定義為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搭便車等問題,使得市場定價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失效。政府失靈是指當政府的信息水平小于市場的信息水平時,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
信息化使得信息量迅速增加,而且信息熵迅速增加,如果不能更好識別和挖掘這些信息,缺少系統的科學的價值函數與目標函數,最終會沉沒在這些信息熵中,出現系統巨大混亂,導致經濟體死亡,現實中很多人和企業沉溺于此。
1929年大危機就是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和金本位解體使原有價值函數發生變化,而胡佛政府認為當時的自由市場機制會自發解決這些問題,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是由「金磚四國」崛起,改變了美國原有的價值函數和生產函數,加上金融泡沫產生「價值函數變異」,導致商品供需鏈條與金融鏈條雙雙斷裂,爆發了全球危機。
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和價值革命正在深刻改變世界,一個世界是進入信息黑洞,死守傳統模式,重返惡性競爭,世界經濟步入黑暗;另一個是我們期待的新世界,就是人類順應科技革命,研究和認知新的經濟與貨幣金融規律,從新認識新的價值函數和價值規律。科技革命使人類進入第三次文明-科學社會,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會,第二次文明是階級社會,第三次文明是科學社會。科學社會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這里的科學在英文中是Ology一詞而不是Sciense一詞,前者是指一種文明狀態與生態,后者則主要是形而上學的實證主義。
GDP是指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NP則是本國國民的全球生產總值。GDP有2種計算方式,一種是產出法,是國內總產出減去中間產品;收入法則是全體國民的一定時期的凈收入。在計算方法上傳統方法是GDP=GICE。收入法則是GDP=RLRcRG。
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評估是相當困難與復雜的。集中與貨幣政策中幾個重要的變量與規律可能更有利于深入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其他問題只能是逐步的引申并研究解決的方案。表面看我們有序地根據各種常識對貨幣政策作出了各種安排,其碼從現有知識看這些安排是合理的。一旦我們打開新的價值分析和新的信息體系,我們就會發現新的規律與價值函數,從而發現很多問題和解決方案需要思考,方法與結果距離新的世界相差太遠。而中國更具有它不同于其他任何國家的問題、特點與規律。需要解決的是發現這些問題并且尋找解決的方案。
傳統的貨幣政策數據主要來源于政府的統計體系,但是,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政府統計部門很難準確取得這些數據。特別是中國目前的統計體系下,統計誤差相當大,很容易使宏觀決策出現失誤。因此,我們把數據收集的工作轉移給市場主體,并且把這一行為與市場競爭行為結合起來,使這些數據具有價值,市場就會有效準確及時地發現這些信息,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從我的研究經歷來講,基本上不能采用IMF的研究結論和研究方法。我參加過IMF的全球央行高級管理人員培訓班,他們使用的很多研究方法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比如生命周期曲線理論是該組織經常拿來分析投資與儲蓄率的工具,但是他們忽略了各國的傳統習慣和特殊的經濟結構。中國是以家庭為經濟的基本細胞,生命周期理論則仿照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個人為經濟基本細胞,這兩種結構形成的生命周期曲線是非常不同的,一個基本上是正態分布,一個是線性向上的。中國及東亞國家的儲蓄率一定是高于西方國家。
中國的GDP一直難以識別清楚,不僅僅是統計局的問題,而在于中國的特殊性,這個問題我早就關注到。中國的M2/GDP高達200%以上,明顯與中國目前的金融深度不合,一方面分子M2可能被金融結構的問題高估很多,主要原因在于發源于計劃經濟的金融體系,以資本為導向的直接融資體系以及貨幣市場發育不足,導致中國金融結構以直接融資為主,從而使得大量資金集中于銀行體系,甚至出現空轉。另一個方面GDP由于種種原因又被低估。。
生產資料公有制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是很大的,拓展到全球模式,影響其在全球的定價,我們很少看到西方國家的房地產企業在中國購地發展的。國外居民也很少愿意到中國購房。另外,中國的投資數據與西方國家也不同。因為投資的只是資產的一種使用權。同樣,資本市場也是定價困難,作為上市公司的凈資產只是一種使用權,更多的與使用方式與年限掛鉤。
公共物品是指政府的公共設施,無償提供給居民服務和消費的。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塊屬于財政預算支付和轉移支付。但是在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也參與了公共物品的生產或者是「準公共物品」的生產。
迄今為止,中國的國家機關公務員的住房還是分房制。據說是新華社的機關食堂非常好,可以說每餐的食品超越英國中上家庭的水平。所以中國每年有數百萬學生報考國家公務員,因為制制內與體制外差異太大。很多現象已經形成了「公務院貴族階層」,而且官官相助,官官相互,使得很多家庭長期甚至代代享有政府紅利。
舉幾個身邊例子吧。我在北京,經常坐出租車,通過與司機交流、自己調查統計出,北京正規出租車有7萬輛左右,而北京非正規出租車估計有15萬輛,白色與灰色之比是1∶2。如果每輛黑車每年收入5萬元,則每年總收入應在80億左右,這還不算改裝的三輪車等。北京的自行車烤白薯,估計有萬人規模;北京的廢品收購也有數萬人;小產權房的買賣與出租更是規模驚人,有數據說有60億平方米,相當于10年來房地產開發總量。最近,我去長沙3天,6次打車中有3次坐的是黑車,與司機們聊天,他們說,長沙正規出租車是六七千輛,而黑車有萬輛。小小的橘子洲頭就有7輛黑車。
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由商務部負責分析統計,慣例是每季估計及統計一次。每次在發表初步預估數據(thepreliminaryestimates)后,還會有兩次的修訂公布(thefirstrevision&thefinalrevision),主要發表時間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國內生產總值通常用來跟去年同期作比較,如有增加,就代表經濟較快,有利于其貨幣升值;如減少,則表示經濟放緩,其貨幣便有貶值的壓力。以美國來說,國內生產總值能有3%的增長,便是理想水平,表明經濟發展是健康的,高于此水平表示有通脹壓力;低于1.5%的增長,就顯示經濟放緩和有步入衰退的跡象。另外,美國的GNP非常大,美國有大量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如果評估美國經濟僅僅使用GDP這個指標顯然是不夠的。
《貨幣政策微觀基礎》是2010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學彬。《貨幣政策微觀基礎:中國居民消費和投資行為動態模擬研究》是關于研究「中國居民消費和投資行為動態」的專著,書中包括了:居民個人生命周期消費和投資行為動態優化模擬、消費和投資決策中的時間偏好與風險偏好理論研究、基于時變時間偏好的消費和投資模擬分析等內容。
傳統經濟學都是把商品價值或價格變量作為價值函數的主變量,這種函數模式有違價值本意。價值是一種對人的有用性,價值也是由人創造的。價值函數是一個連續的函數,這種函數改變了以往價值函數的三個斷點:供給與需求的斷點、市場與社會的斷點、人與自然的斷點。科技革命與信息革命最偉大的意義在于價值革命,特別是區塊鏈技術與大數據技術使每個人的價值得以發現、管理與創新,并使貨幣與它的根本功能-價值尺度一體化,從而消除了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可能性。貨幣是能夠創造價值的,關鍵是什么貨幣。這個可能是新的數字貨幣最為重要的功能與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2個重要的問題,一是馬克思求解價值也是從商品開始,認為勞動是商品的函數。二是由于時代技術的限制,馬克思無法求解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并且采取了平均法處理,正是這一處理忽視了人的價值差異的重要性,陷入了平均主義。這也是后來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重要難題之一。
原有的生產函數p=f中,把勞動與資本分開,隱藏了這2個變量的相關性,在西方經濟學的處理方法中也是采取對數指數法將k轉變為I,這種轉化加大了經濟分析的難度與不確定性。如果按照人的價值單一變量計算,就可以規避這一問題,而且使生產函數和增長函數統一起來。更加深入的研究還會發現,人的價值函數模型具有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它不再使用效用價值論進行微觀經濟學的瓦爾拉斯均衡研,而是在瓦爾拉斯模型的基礎上導入區塊鏈與大數據,并以此求解瓦爾拉斯均衡和菲利浦斯曲線,這個研究更加有意思。
傳統經濟學的重要弊端是它的非科學性,主要原因是其基礎理論-效用價值論是主觀的,人的感覺是無法計量的,這種理論把人類經濟學的研究引入了「百年誤區」。反思當前的很多理論都存在這種問題,需要認真反思。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他們作為理論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偉大的有價值的,但是,任何一種理論只是人類社會某個時點的一小部分,它們不足以成為教條和形而上學的依據,這2個理論正在影響著中西方的文化與模型,它們應該是不斷被發展和改變的。
這個部分本人研究了「全金鏈模型」,即全球消費供應鏈與投資價值鏈模式,這種模式是微觀的,市場性的,通過對個人消費數據與投資數據的市場化定價與資產托管,使這些數據變成生產資料,調動市場的價值發現機制和激勵機制,求解宏觀經濟數據。在中國應該由政府的央企或者是國企介入,或者是政府通過服務外包的形式,讓國內大型科技企業介入運營。中小企業作為做市商介入。
我們把這種文明叫做「科學社會」,因為牠的運轉邏輯是科學的,是用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區塊鏈技術、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計算出來的價值。從歷史學的角度講,人類將進入「第三次文明」-科學社會。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會,憑人的體力分配,第二次文明是階級社會,憑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分配,第三次文明是科學社會,憑科學技術市場計算的人的價值分配,這種價值可以是:通證。
蘭德爾·賴特,當代貨幣主義領域最有學術影響的學者之一。現任威斯康星商學院的資深教授,兼任明尼波利斯和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的顧問,以及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是貨幣論、宏觀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其在貨幣主義領域的研究有很強的開創性,是貨幣搜索理論最前沿、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蘭德爾.奈特的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微觀基礎假設是,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所基于的并不是無摩擦的瓦爾拉斯市場,而是時刻存在著「需求的雙重匹配不滿足」的情況,即在面對面交易的情況下,個體的消費偏好和社會分工決定了絕大多數情況下交易雙方不能以物易物,我們稱之為「搜尋摩擦」。在這樣一個市場里,交易的進行顯然會遭遇困難,這就需要某種公認的交換媒介使得交易更易達成,這個媒介便是貨幣。存在貨幣的情況下,即使你的交易對手不喜歡你手里的商品,你仍然可以用貨幣交換他手里的商品,因為他預期自己也可以用這種貨幣交換自己想要的商品。從博弈論看,這就構成了一個貨幣均衡,而相比無貨幣均衡,大部分情況下為雙方會放棄交易。貨幣均衡使得每一個人都更幸福,因為交易變得更加容易。這時候,法定貨幣就內生地實現了正價值。
由此我們更應當關注2020年美國貨幣政策的重大變化,2020年3月16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宣布,為了應對全球新冠肺炎病和股市暴跌,推出了5萬億美元和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組合,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這些貨幣實際上按本文的觀點將抽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并且為美國創造巨大價值,這是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貨,在新的價值理論下,它會無償地占用全球各個國家人民的價值。
關于通證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本文所定義的通證是指人的價值憑證。對于通證經濟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德國、英國都發布了國家通證經濟戰略。美國繼推出了比特幣、以太坊等技術通證以后,通過臉書正在研究推出取代美元的數字貨幣,結合美國目前的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極有可能就以Libra作為平臺,創造人的價值通證,創造出數字美元,再統治世界貨幣100年。在這個模型中,更多的因素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人多。所以未來的國際競爭是人的價值競爭和以此為基礎的貨幣競爭。由此想到中國的數字貨幣設計一定要與人的價值結合起來。
如果說商鞅變法使秦國從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從而生產力快速增長,最終統一中國。那么,本文所稱的變法將使中國從階級社會過渡到科學社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將作出巨大貢獻。
三大斷崖主要是指金融與實體經濟、人民幣的價值與價格、房價與人民真實收入之間的巨大落差。
慕尼黑會議在討論西方缺失的同時,實際上企圖構筑合圍中國的政策。歐洲一些國家也在探討如何重塑西方。比如瑞典外貿大臣霍爾伯格邀請丹麥、德國、芬蘭、荷蘭、捷克五國貿易部長于2月18日在斯德哥爾摩開會。這次會議的背景是,法國、意大利甚至德國都在推動新一屆歐委會實施更嚴格的貿易防御和更寬松的補貼政策,并培育更多重量級「歐洲冠軍企業」與中國對抗。這些措施反映出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趨勢,使歐洲自由派國家備受沖擊。瑞典的倡議,意在重新喚醒歐洲的自由主義力量。
中國的貨幣政策包括四大目標:經濟發展、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
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研究人的價值還是研究商品的價值?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價值是一種對人的有用性,經濟學是研究價值的,所以經濟學是研究人的價值與價格。一旦人的價值或者價格被求解,商品的價格就是可以計算的。關鍵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和增長函數都可以被求解。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時也是把商品的價值分為使用價值與價值,實際上,人們更應該研究的是使用價值。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信息化革命對于人類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人的價值可以準確地被計量與管理!這個價值函數的改變將對經濟學理論、金融理論、貨幣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與歷史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
經濟增長函數的目標函數是人的價值而不是商品的價值。這個轉換的重要意義在于經濟分析能夠具有連續性,也就是說,生產商品是為了提高人的價值,同時,價值也是人創造的。2020年發生的新冠病對于人類的一個重要的意義在于實現這個增長目標的轉型、價值函數的轉型,這個轉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新的價值函數中,貨幣與人的價值一體化了,不再有通脹和通縮,而且一旦人的價值與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合一,充分就業就會使國際競爭力增強,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人類社會很多悲劇都是因為把自己套在一種「思維定勢的籠子里」而自己渾然不知,甚至幾代人不知。
根據本人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6大紅利:制度紅利丶勞動力紅利、科學技術紅利、資源紅利、國際化紅利和生態化紅利。
2020年初的新冠病引起的美國股市暴跌,美聯儲以此為藉口祭出了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對全世界財富的重新洗牌,需要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美國可以利用這一個機會,發揮美元的世界貨幣功能,在零利率的引導下并購全球資產,這個對于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將是災難性的。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落后的國家如南美、非洲、中東等國家總是越來越窮呢,就是美國利用市場機制和貨幣機制可以無償的占有這些國家的價值。實際上全世界都是在為美國生產,但是美國現有總統并不滿足,認為美國還剝削的不夠,還是千方百計地打壓這些國家。
我們現在的「中央大腦」很多細胞是移植的,特別是在理論上基本上受制于美國,在中樞神經上是不通的甚至是麻木的,例如我們一直想解決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就是因為這個體系神經中樞在宏觀與微觀、政府與市場之間是隔斷的麻木的。
信息化革命實際上迅速提高中國人的學習速度和勞動效率,科技革命可以推動中國一場深刻的「價值革命」,使中國人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在5年之內趕上或者是超越美國。中華民族是勤勞智慧的民族,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是可以的。所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要設置GDP上限目標,甚至可以不考核GDP,但是一定要設置充分就業目標和人均價值目標。
就中國將要推出的DECEP而言,它的功能仍然是一種信用貨幣,而且只能取代部分現金,只是一種法定信用貨幣的數字化,不能夠創造價值。這種設計在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方面是不足的,需要進行改進。
來源鏈接:news.st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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