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對Facebook Libra監管的三點建議_區塊鏈:區塊鏈適合什么人做

科技巨頭Facebook聯合合作伙伴發布的全球加密貨幣項目天秤幣引發各界熱議，多數討論過多地著眼于發散性的宏觀構想，卻脫鉤于金融邏輯和監管現實，具備可行性的監管應對措施自然也就難以生成，就此需要基于加密貨幣市場現實提出可行的監管建議。我國用戶參與Libra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直接使用法幣資金購買Libra；第二，向Libra協會繳納資金成為驗證節點。前者主要面對零售用戶，后者面對企業，前者潛在的風險更高。

金融管制使我國銀行賬戶資金的跨國流轉受到嚴格限制，但在區塊鏈系統中，銀行轉賬的過程可以在一國內完成，跨國轉賬由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完成，該路徑利用相較于銀行審查更為松散的互聯網信息審查規避金融管制。

聲音 | 楊東：區塊鏈可以解決場外資產的可信度問題:金色財經報道，11月20日，“金融進化論：2019新京報金融科技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楊東表示，除了正規金融機構與區塊鏈的結合之外，場外的非正規金融也存在一定需求，場外資產的可信度問題更加重要，所以對技術驅動的征信需求比任何其他業務都更強烈，區塊鏈可以解決這一問題。[2019/11/22]

對于Libra等加密貨幣可供參考的監管手段

科技巨頭背書、社會廣泛關注的Libra刺激了不法分子進行欺詐行為，因此監管部門有必要依托權威渠道向社會傳達客觀事實、引導社會輿論，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聲音 | 中國人民大學楊東：“天平鏈”是區塊鏈技術的優勢體現: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評價北京互聯網法院“天平鏈”時表示，“天平鏈”有先進技術支持，能夠確保數據真實性、保護用戶隱私、逐步實現互聯網空間的治理法制化，這是區塊鏈技術的優勢體現。[2018/12/24]

懲治違法行為與加強投資者教育。目前，各類微信社群、微博、知識星球等網絡媒體渠道，充斥著大量的提供加密貨幣交易信息、誘導投資者的行為。網絡監管部門可聯合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摸排可能存在的非法行為，在把握行政手段比例原則的基礎上要求其整改或者關停。有些國家將數字資產主要置于證券法律監管之下，在監管部門網站上多次發布有關不當宣傳加密貨幣言論、未經許可發行加密貨幣的處罰案例，而且處罰極其嚴格，對社會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我國應該加強對于加密貨幣、數字資產的權威理性分析。

金色財經現場報道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中國大環境需要發展數字經濟:金色財經現場報道，在2018全球首屆萬國區塊鏈技術博覽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發表《區塊鏈與眾籌金融的發展》主題演講，他指出：中國大環境要發展數字經濟，在十九大中提及要刺激經濟發展。在構建數字生態系統中，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中，區塊鏈技術可能是這些技術的底層、核心技術，區塊鏈是未來數字經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數字經濟正處于亂象中，比特幣的暴漲暴跌成為了常態，加密貨幣價格處于動蕩中，但整個區塊鏈體系處于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創新是在可重新打造一個金融體系和市場模式，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新經濟體系正在形成。[2018/4/21]

以交易平臺為抓手傳遞監管效果

人大教授楊東：區塊鏈比人工智能維度更高:3月7日晚，WeMedia CEO李巖和中國人民大學大數據區塊鏈與監管科技實驗室主任楊東進行了對話，楊東表示有人曾稱區塊鏈是比人工智能更偉大的技術，這句話不無道理。從維度上來看，人工智能更主要是解決生產力，而區塊鏈更多的是解決生產關系，所以區塊鏈比人工智能維度更高，因此對經濟社會國家，乃至個人更具廣泛的影響和沖擊。[2018/3/8]

交易平臺是目前整個加密貨幣交易的關鍵和龍頭，幾乎把持著加密貨幣全產業的話語權，規制好交易平臺能夠有效地向加密貨幣市場參與者傳遞監管政策效果，但在具體的監管操作層面應把握對社會的影響和執行的難易。

比例原則下監管頭部交易平臺。加密貨幣市場一度遭遇重挫，大量的國內投資者基于政策恐慌拋售加密貨幣。由于監管政策落地后還存在大量加密貨幣投資渠道，境外資本利用此前恐慌性殺跌獲取的籌碼再度大幅拉升加密貨幣價格，國內投資者跟風涌入再次誘發了市場風險。對于頭部交易平臺，暫時不宜重拳出擊絕不意味著聽之任之，而是在內部溝通中提出嚴格的監管要求。有關交易平臺的監管政策方面還需進一步抓嚴抓實。

嚴格中小交易平臺監管執法。大量中小交易平臺的運營方人數少且專業程度極低，不法分子將投資者的本金視為目標，涉及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對這些交易平臺的監管無需另立監管規則，當前的監管政策和刑事法律完全足以將其納入監管，盡快梳理典型案例打擊猖獗的違法行為，也是給頭部交易平臺敲響警鐘。

完善并執行《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網信辦出臺的《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對于我國區塊鏈技術賦能實體和規范市場秩序有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規定》主要規制利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信息服務的行為，即規制的是區塊鏈的“鏈上信息”，這與區塊鏈的技術實現相符。但與區塊鏈有關的違法犯罪行為幾乎都是通過互聯網、自媒體等“鏈下信息”實現，因此《規定》對國內區塊鏈技術運用的摸查存在一定的方向偏差，不僅可能無法了解市場的真實情況，還面臨規則過于嚴厲不利于技術發展之攻訐。

部分交易平臺為逃避“信用中介”而承擔的法律責任自稱為“信息中介”。目前的交易平臺幾乎都是信用中介，平臺中加密貨幣和法定貨幣的交易表面上是個人間的自由買賣行為，但實際是交易平臺控制下的經營行為。即使交易平臺僅提供信息服務，但其提供的“鏈下信息”是否應為《規定》所規制，是監管部門應該回應的問題。從法理和投資者保護的視角而言，《規定》當然應當包含對“鏈下信息”服務的規制。

《規定》的完善還需要不斷與實務形成有效溝通。《規定》中由于區塊鏈行業處于發展初期，相關的應用場景與商業模式也仍然在不斷探索之中而存在較多的不確定因素，選擇以較為概括的方式說明其適用的范圍。在《規定》中，并沒有對區塊鏈信息服務的種類或者具體內容進行界定，而是寬泛的采用了“區塊鏈信息服務”這一表述。從行業發展的階段與現狀來看，應該說這一規定給后續的發展留下了相對較大空間。但是在監管文件較為寬泛的情況之下，監管部門和行業單位的信息交互就必不可少。只有通過兩者不斷的信息交互，才能提供一條較為明晰的監管紅線，從而給予區塊鏈信息服務業正確的方向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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