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講透丨中國涉虛擬貨幣傳銷類案件大盤點_區塊鏈:區塊鏈存證怎么操作

近年隨著各類虛擬貨幣的暴漲，尤其是一個個實打實的千倍幣萬倍幣出現，投資者看得心浮氣躁的同時，犯罪分子也聞風而來，打著虛擬貨幣的幌子，產生了各類相關刑事犯罪活動。其中主要的涉及的刑事案件類型之一就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虛擬貨幣傳銷犯罪的泛濫，也導致了區塊鏈行業經營者常產生對刑事風險的擔憂，擔心自己的經營模式是否也有涉嫌虛擬貨幣傳銷犯罪的風險。為了明確此類案件的重點問題，本文根據裁判文書網中公開的裁判文書對該類案件進行了梳理，并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供律師同行及區塊鏈產業從業者參考。

檢索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

檢索日期：2023年5月30日

關鍵詞：“虛擬貨幣”、“刑事案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本次檢索，共檢索到842篇文書。其中基層法院622篇，中級法院212篇，高級法院8篇。案件判決主要集中在2018年到2020年，三年共計594件，是該類案件爆發的一個明顯的時間高峰。

法律禁止的傳銷行為并非只有刑法意義上的，同時還有行政法意義上的。

在行政法中，根據《禁止傳銷條例》規定，如果存在以下的情形之一，就屬于傳銷行為：①對拉人頭行為支付報酬非法牟利；②通過收取加入資格費用非法牟利；③以下線業績計算上線報酬非法牟利。如果單純存在《禁止傳銷條例》中的傳銷行為，可能將受到沒收非法財物，沒收違法所得，和最高200萬元的罰款，但不會產生刑事責任。

而在刑法中，因為傳銷行為將導致更嚴重的結果，所以需要的條件也相較于《禁止傳銷條例》嚴格得多，不僅要求收取加入資格費用、對發展下線付酬同時存在，還對層級和人數有數量要求，同時，經營產品是否真實存在也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重要構成要件。

烏克蘭經濟安全局：過去十年不受監管的加密交易所造成8100萬美元稅收損失:金色財經報道，烏克蘭經濟安全局在8月2日發布的報告稱，從2013年到2023年，不受監管的加密貨幣交易所給該國造成了至少30億格里夫納的稅收損失（約合8100萬美元）。該政府機構表示，它分析了烏克蘭居民在交易所的交易活動，同期比特幣交易量約為550億美元。

金色財經曾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于 2022年3月簽署了一項名為“虛擬資產”的立法，為該國的加密貨幣建立了監管框架。當時，政府表示正在努力修改烏克蘭的稅收和民法典以適應法律框架，但截至 2023年8月尚未實施對現有要求的修訂。[2023/8/3 16:14:4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

①行為具有“入門費”、“拉人頭計酬”、“設置層級”的特征。具體來說就是獲得會員資格必須繳納費用，成為會員之后可以發展其他下線并以發展下線人數；

②組織形成三層以上層級，人數達到三十人以上；

③計酬和返利是以被發展的人數作為依據，該條件是傳銷犯罪的核心條件，也是區別行政法傳銷和刑法傳銷的關鍵條件；

④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虛假或者價格嚴重超出其真實價值。

為了更方便讀者直觀了解，筆者在此制作了一個對比表格供讀者參考：（二）如何判斷虛擬貨幣及相關服務是否虛假？

CoinCenter等加密倡導團體譴責CANSEE法案對DeFi過度干預:金色財經報道，CoinCenter和其他加密貨幣倡導團體批評了參議院的《加密資產國家安全增強和執行法案》（CANSEE），該法案將對參與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的個人實施嚴格監管。CoinCenter及其執行董事Jerry Brito在7月20日的一份聲明中批評該提案“混亂、武斷且違憲” ，區塊鏈協會首席執行官Kristin Smith表示，該法案不可行并且與數字資產技術根本不兼容。

這項兩黨法案于7月19日由民主黨參議員Jack Reed、Mark Warner以及共和黨參議員Mike Rounds和Mitt Romney提出，如果被納入法律，DeFi平臺運營商和主要利益相關者將對平臺的非法使用承擔責任。[2023/7/21 11:08:18]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虛擬貨幣，概念核心在于有限的開采總量保證了其相應的稀缺性、去中心化特性和良好的流通性等等。然而，在涉及傳銷犯罪的虛擬貨幣項目中，犯罪者往往沒有使用其宣稱的區塊鏈技術或者其向外出售的虛擬貨幣并不存在。

這種類型的典型案例就是曾在國內出現的山寨達世幣傳銷案（杜玲、陳淑榮等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2016）蘇03刑終154號）：

關注虛擬貨幣比較早的讀者可能了解一款叫做達世幣的虛擬貨幣，一開始叫做暗黑幣，2014年誕生，2014年第二季度開始發力，2014年4月的價格是0.88美元，5月價格突破了14.5美元，2017年底曾到過1462美元的高價。上千倍的暴漲，不得不令人驚嘆。

報告：比特幣不是作為貨幣交易，而是作為投機資產:金色財經報道，摩根士丹利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隨著對美國被迫關閉的傳統銀行的擔憂增加，這應該是比特幣的閃亮時刻，因為私人錢包中最大的加密貨幣的持有者應該得到保護，免受對手方的風險。

摩根士丹利指出，比特幣被設計為一種讓人們在私人數字錢包中持有價值的方式，而不需要中介機構為他們儲存價值或促成交易。在實踐中，比特幣并沒有與傳統的銀行系統隔離，因為它的價格受到美元銀行流動性的支持，使得它作為一種投機性資產而不是貨幣進行交易。[2023/3/15 13:06:23]

達世幣的暴漲讓一些心懷不軌的人也有了想法，2014年，香港人劉某、杜某共同開始著手建立一個“暗黑幣”的“官方網站”和網絡平臺，借助已經暴漲了的暗黑幣的名聲大肆宣傳，用出售暗黑幣作為幌子發展下線，收取門檻費非法牟利。真正的暗黑幣開采總量共計2200萬個左右，而劉某、杜某向會員發放的“暗黑幣”已經超過一億個，甚至比預計的開采總量高出四倍。直至案發前，其建立的公司每天入賬資金達到兩三千萬元,總涉案金額近15億元。

最終，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也以杜某等人經營的暗黑幣與國際上真正的虛擬貨幣暗黑幣實際沒有關系為重點裁判理由，對其等人作出了有罪判決。名震一時，橫掃中國南部的山寨暗黑幣也終于告一段落。

雖然真正的暗黑幣在此后又達到了自己新的高峰，但為了避開“李鬼”的風頭，也在2015年正式改名為“達世幣”。

第二種類型的傳銷活動，即宣稱可以向參與者提供虛擬貨幣的增值服務，然而其提供的服務實際上并不存在，行為的目的還是牟取參與者門檻費的非法利益。

派盾：2千萬枚USDC從Binance轉入FTX相關地址:11月16日消息，據派盾監測（PeckShieldAlert）數據顯示，2千萬枚USDC從Binance轉入0xA107開頭地址，該地址最初的資金由與FTX互動密切的0x417a開頭地址注入。[2022/11/16 13:11:16]

此類案件的典型案例即2019年暴雷的 PlusToken 平臺案（陳波、丁贊清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陳滔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案（2020）蘇09刑終488號）。

2018年5月，初中學歷曾經參與過傳銷活動的陳某，把區塊鏈、虛擬貨幣、智能搬磚技術和傳銷活動結合了起來，搭建了“Plus Token平臺”。

什么是智能搬磚技術？虛擬貨幣暴跌暴漲頻繁，又因為交易速度問題，不同的交易所同一幣種，差價可能會不小。比如 A 平臺的比特幣是10000美元一個，B平臺的可能是10500美元，如果有人能迅速購買出售，就能獲取平臺之間的差價，這就是所謂的虛擬貨幣搬磚。

而陳某稱自己的產品可以進行智能搬磚，通過軟件自動進行搬磚賺取差價，只需要用戶將虛擬貨幣存入其平臺，就能定期獲得收益，收益可達年化收益率700%。

當然還有傳銷中必不可少的“返傭”收益， 推薦別人充幣可以返傭,從5%,到10%,到15%不等，按層級遞進。

Plus Token 平臺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席卷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人數超過了200多萬人，涉及金額400億元。

2,250枚BTC從Xapo轉移到未知錢包:金色財經報道，據Whale Alert數據顯示，2,250枚BTC (價值約42,318,440USD) 從Xapo轉移到未知錢包。[2022/9/7 13:13:08]

直到 Plus Token 平臺2019年暴雷，經過調查得知，Plus Token 平臺沒有任何實際經營活動。該平臺所謂的數字貨幣增值服務和智能狗搬磚功能，實際并不存在。屬于虛擬貨幣傳銷犯罪中典型的虛假服務。

最終，陳某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其他主犯也獲刑2年到10年不等，法院追繳比特幣19萬個、以太坊83萬個、柚子幣2724萬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公通字〔2013〕37號）規定，傳銷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

請注意，法律行文中的“以上”、“以下”通常包含本數。同時，按照《意見》規定，組織者、領導者本層級納入層級的計算之內。也就是說，行為人最多向下發展一級，如向下發展兩級就有構成傳銷罪的法律風險。

法院在作出判決時也往往會將發展下線層級和下線人數作為重要事實進行審查，即使行為人并非傳銷活動組織中的高級人員，其下線超過兩級，發展人數超過三十人的，法院也有可能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如果不是傳銷組織的創立者和領導者，可能會被法院認定為從犯，作出相對寬大的處理。

比如以下的這個案件（朱某等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刑事一案（2021）滬0113刑初1540號）。

被告人朱某以牟利為目的，于2019年4月參與“貝殼國際”平臺的傳銷活動，發展朱某1、朱某2等人為下線會員。經上海辰星電子數據司法鑒定中心鑒定，被告人朱某發展的下級賬號共有7層，直接下級賬號共有21個，所有下級賬號共有310個。

被告人朱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一個月，緩刑一年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

但讀者需要注意的是，組織、領導傳銷罪中是否存在從犯，在實務和理論上都存在一定的爭議，在國內的部分地區司法機關不對其作從犯處理。落實到個案的處理中仍然需要根據所處地區和案情作出判斷。

關于組織、領導者的認定，根據《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二、關于傳銷活動有關人員的認定和處理問題”的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包括下列人員：

（一）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的人員；

（二）在傳銷活動中承擔管理、協調等職責的人員；

（三）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

（四）曾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一年以內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又直接或者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十五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人員；

（五）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

以單位名義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對于受單位指派，僅從事勞務性工作的人員，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實施傳銷活動的公司中進行一般事務的普通員工是否構成該罪？如技術人員、財務會計人員等。

一方面需要審查員工是否參與了傳銷行為。另一方面需要審查員工是否對傳銷活動有組織、領導作用。

如該員工沒有實施傳銷活動謀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其提供的工作也只是一般市場化服務，未參與實際傳銷活動，應當認定其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行為，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在司法實踐中，部分員工在明知公司在進行傳銷活動，知曉公司盈利模式，仍然為傳銷活動提供宣傳或者技術支持，處理方式相對靈活，綜合考慮員工對傳銷活動起到的作用和員工的主觀故意來認定員工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以下就是該種情況的典型案例（段某某等17人組織領導傳銷罪一案（2018）湘0381刑初484號）。

法院認為，被告人劉某、繆某某明知涉案的某某公司以投資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交納會費的方式獲得會員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會員人數的數量作為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屬于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的傳銷活動，為獲取利益，從事為其進行軟件維護等關鍵工作，因此最終對其二人作出了有罪判決。

根據《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司法機關對于單純以團隊計酬作為經營模式的傳銷活動不作為刑事犯罪處理。

團隊計酬，是指要求傳銷活動的參與者發展下線，并根據下線的銷售業績作為依據計算上線的報酬，也是目前區塊鏈創業者中常見的經營模式。其與傳銷犯罪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而后者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前者只承擔行政法上的責任，而后者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

團隊計酬也是辯護律師在辦理傳銷類案件中經常使用的辯護意見，但其與傳銷的拉人頭計酬區別比較明顯，在機關和檢察院負責的階段，律師提出相關辯護意見后司法機關往往可以作出甄別從而進行撤案或者不起訴處理，不會進入法庭審判階段。已經到了法庭階段的案件，很少有團隊計酬被錯當作傳銷犯罪進行處理，所以相關的辯護意見難以被法庭采納，比如以下的這個案件（孫銘陽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2020）魯01刑終208號）

二審法院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被告人經營模式屬于團隊計酬模式的辯護意見，作出了清晰的的裁判說理：

孫銘陽等人利用惠樂益商城、天朝上品酒、貴人通等工具隱瞞實際經營模式及返利方式的商品銷售行為，僅是以推銷商品為名的欺詐銷售行為，兩個時期的銷售及返利模式并非單純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而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團隊計酬”方式，中國合伙人服務聯盟在“惠樂益時期”、“眾比特時期”開展的活動均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據此，上述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區塊鏈和虛擬貨幣行業作為新興行業，經營模式和管理規定都不完善，尤待發展，被犯罪分子利用和政府機關采取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是新產業必經的陣痛。

也許行業中常見的經營模式和經營者一個天才般的經營靈感都伴隨著經營者意想不到的法律風險。因此，區塊鏈行業的創業者在行業初期也需要更為嚴格地把控經營所面臨的法律風險，保證在產業變化風起云涌的過程里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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