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為“自己無法享用的樹蔭”去種樹嗎？_阿基米德:亞馬遜幣是什么幣

編者按：格隆匯會員深度思考系列文章，自更新以來，發表了百余篇經典思考文章，其眾多經典之作，廣為傳播，一時洛陽紙貴。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這篇文章的作者老喻，是一位加拿大華人，老喻此前的《人生算法》、《被蠢人、窮人與聰明人放棄的“概率權”》等等雄文，引發了眾多知名媒體的競相轉發。老喻的文章，信息量之大，引用論據之豐富，邏輯輪證之嚴密，分分鐘讓大家感覺自己智商不夠用，值得一讀再讀。適逢復活節港、美股休市，逃離糾結的K線，是平靜的思考問題的時候。今天這篇文章從一個問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引出，從古代說起，對歐美與中國的科技發展的形成、演變、優劣和差異全方位的探討和深度分析，引用了十多部著作，當然文末老喻也對國內BAT類似的科技企業寄語了期望。閱讀之前，還請喚醒你的所有腦細胞，享受思想的洗禮吧。

作者：格隆匯老喻

一

即使是中國人，也很少有人比英國人李約瑟發自心底地愛這個東方古國。故事始于他與一名中國女留學生的婚外情。那是1937年，留洋青年方鴻漸正在返回上海的船上。“紅海早過了。船在印度洋面上開駛著。但是太陽依然不饒人地遲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

在此之前，李約瑟是享譽世界的科學家，被稱作“化學胚胎學之父”。他與大學同學德蘿西·莫耳結婚，雙雙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兩人舉案齊眉，處于情感與事業的雙重巔峰。

魯桂珍，一個藥劑師的女兒，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后來前往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李約瑟夫人接受了自己的學生與自己的先生之間的戀情，“我們仨”融洽共處50年。1987年夫人病逝，李約瑟于兩年后迎娶了魯桂珍。

魯桂珍向李約瑟介紹中國悠久的“科學發明”和醫藥學，觸動了身處“西方中心論”環境中的李約瑟，他由此形成一個信念：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

一方面因為這般愛情傳奇，一方面因為李約瑟本人并非科學史專家，他所提出的“李約瑟難題”，從開始至現在，由中國到世界，都充滿了爭論。

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Fara在《四千年科學史》里寫到：“許多關鍵性的發明最早出現在中國，而中國在技術上的領先優勢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李約瑟對此進行了龐大而杰出的研究：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究竟發生了什么，使得數學化的自然科學能應運而生？”“為什么這樣的情況沒有發生在中國？”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于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領先世界一千年，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這是關于兩種科學研究范式的起源問題。

西方研究者們分析如下：

1、那些超群的技術所依賴的不是那些悠閑學者的天才發明，而是在家族內手手相傳的工藝技能。

2、指定的文本和評注旨在記憶而不是批評，因此形成了一種狹隘的一致性并最終變成了國家教條。這種僵化不僅扼殺了原創性，而且還意味著許多學者更注重道德和古代哲學辯論，而不是現實問題或科學疑問。

3、不同于歐洲多種多樣的小封地，而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管理體制。

4、哲學和宗教的態度分歧。中國的宇宙學家們沒假設有某種不動的第一推動者通過自然法則來管轄宇宙，而是相信天體的行為與凡間的人類社會相關聯。

相關的觀點還有：

秦朝統一后，加上科舉制度選拔，中國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并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上面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和中國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應星在參加科舉失敗后撰寫《天工開物》，但他認為不會有官員讀這本書。在西方，發展了以還原論，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種科技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系，鼓勵較強的技術開發競爭。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也互相影響了政府的態度。中國獨有的水利問題令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集中資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

被認作中國十大國際友人的李約瑟滿懷情感地做出結論：

“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于一個廣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斷，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

李約瑟甚至說，如果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李約瑟難題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方式：

為什么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Stronghold Digital將通過嘉楠耘智子公司托管4000臺礦機:金色財經報道，加密礦企Stronghold Digital(SDIG)將托管由嘉楠耘智(CAN)的子公司Cantaloupe Digital提供的4000臺礦機，2000臺A1246和2000臺A1346礦機將提供每秒400 petahash(PH/S)的總容量。A1246礦機將于5月15日安裝完畢，A1346礦機將在一個月后安裝完畢。

Stronghold首席執行官GregBeard表示，自8月以來，Stronghold以1500萬美元的成本采購了約22,000臺礦機，產能為每秒2.2exahash(EH/s)。[2023/5/4 14:43:03]

二

對于該問題，林毅夫是“科技供給不足”理論的支持者：

中國古代的發明是經驗性的，而西方現代發明是科學性的。經驗科學靠的是偶然性，生產越多，偶然性出現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現的也越多。

因此一個人口多的國家和一個人口少的國家相比，經驗性的發明當然是前者多，這就是古代中國領先于西方的理由。

但是隨著人口增長的停滯，發明自然也停滯，而現代科學則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不斷往前的，這就是西方最終超過我們的原因。

饒毅教授認為：除了所謂“李約瑟難題”引發“中國古代到底有無科學”這一曠日持久的爭論，中國人對科學的誤解其實更多體現于一種功利主義取向。

很多人不了解科學是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是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還有些人，希望中國“不打好地基就建樓”，急切要求將研究轉化為應用，甚至譏笑和抨擊基礎科學研究。

在嚴復看來，中國古代就無“學”。因為：所謂學，就是要通過大量的事實然后總結出結論來，才叫作學。中國古代，大家唯圣人之言是從，以圣人的是非為是非，根本就沒有人從大量事實出發去總結出什么結論的事。

嚴復在1895年提出了“廢八股”的要求，他認為，科舉制度有“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三大弊害。

“使天下消磨歲月于無用之地，墮壞志節于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

如果中國古代沒科學，又何以“領先”世界數千年呢？中國古代沒有，外國古代就有嗎？

這個問題背后的潛問題是：我們為何落后了？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1820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32.9%，這一優勢直到1895年才被美國超過。

吳國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學》一書中，就此命題進行了研究。他的一些觀點是：

科學是一個來自西方的舶來品，要理解科學就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科學是一種十分稀罕的人類文化現象，起源于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根本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在西方歷史上，科學有兩個前后相繼的形態，第一是希臘科學，第二是近代科學。希臘科學是非功利的、內在的、確定性的知識，源自希臘人對于自由人性的追求。這一科學形態的典型代表是演繹數學、形式邏輯和體系哲學。中國文化以仁愛精神作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從一開始就與科學精神錯過了。

吳教授解釋了自己寫這本書的深層動機：

1、一百年來，本著我們一向熟悉的實用態度來學習西方的科學，中國的科學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實現了“科學救國”的理想。

2、但是，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歷史使命。中國人在解決了落后挨打、貧窮挨餓的急難之后，要復興中華文化，成為引領人類文明之未來的力量。在這個新的形勢下，仍然用實用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和科學家，就無法真正完成這個新的歷史使命。

3、今天，我們的科學事業面臨基礎科學薄弱、原始創新乏力這樣的嚴峻挑戰。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學的本性、科學的本源，我們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違背科學的內在邏輯和規律，人為制造發展的障礙。

三

近1000年前，當歐洲仍處于“黑暗”的中世紀，北宋人沈括建設了一個巨大的天文觀測臺，和一個華麗的渾天儀，并發起了“大數據”采集工程：每晚3次測量行星的位置，并持續5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未利用這些數據去推導控制行星行為的數學規律，而是試圖找到星相與現實世界線性的、簡單的、無所謂因果關系的關聯性。

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的“天文學”一章開篇就說：“希臘的天文學家是純粹的私人，是哲學家，是真理的熱愛者，他們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沒有固定的關系。與之相反，中國的天文學家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關系，在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供職，依照禮儀供養在皇宮高墻之內。”

《什么是科學》寫道：

中國天文學的禮學性質，為服務、為倫理生活服務這種基本的研究動機，規定了中國天文學的獨特任務和獨特內容。如果說行星這種天空漫游者是希臘天文學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而希臘天文學本質上是行星天文學的話，那么可以說，中國天文學本質上就是天空博物學、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

自古以來，中國最聰明的智者觀天象以知天下，預測人世間不可知的未來，迄今絡繹不絕。

匯豐投資管理：美國經濟轉衰會促美聯儲更早降息，年內恐下調100個基點:1月30日消息，匯豐投資管理認為，隨著美國經濟顯露出衰退跡象，美聯儲今年改變立場進行降息的動作會比貨幣市場預期得更早更激進。該公司全球首席策略師Joe Little表示，美聯儲今年年底可能會前降息100個基點，是目前美國利率掉期所消化50個基點的兩倍。他還認為存在2024年再下調200個基點的可能。美國2年期國債對政策變化最為敏感，其收益率已從去年11月觸及的15年高點大幅回落，但Little認為市場對寬松的定價尚不充分。

(金十)[2023/1/30 11:36:59]

利瑪竇在他的《中國札記》中說：“他們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為占星學的那種天文學方面；他們相信我們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于星象。”

從經書、從八卦、從文字、從星相、從抽簽、從黃歷、從五行、從屬相、從時辰、從星座、從血型、從顏色、從數字、從左右、從方向、從節氣、從山水、從房屋、從動物...，我們有各種“占卜之術”。大多無法逃離“錯誤歸因”之嫌疑：

“你從兩個事物可能存在相關性，就得出一個事物是造成另一個事物的原因。

錯誤在于，同時存在的兩個事物未必有因果關系，可能這兩個事物有共同的起因，或者兩個事物根本沒有因果關系，它們直接的共存只是巧合。一個事情比另一個事情先發生同樣不能說明兩個事物肯定存在因果性。”

現實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類不那么科學的思維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四

在黃仁宇看來，20世紀之前中國最大的問題在于名與實之間沒有成功地得到連接。《馴服偶然》的譯者前言里，提及他的感慨：

中國傳統的治國方式是“間架性的設計”，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家鳥瞰的態度裁奪”。這種“間架性的設計”被認為是“超時代的早熟”。正如李約瑟評價朱子時所說，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式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式的宇宙觀。這種理念應用于社會方面，則出現這樣的情況，“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結果則是中國的億萬軍民‘不能在數字上管理’”。

未有牛頓，早有愛因斯坦，讓我想起朱清時院士的演講《物理學步入禪境：緣起性空》：

“這里海水與波浪的關系，正是弦與音樂的關系。它們也正是物質世界與宇宙本體的關系。當我弄懂了這個道理的時候，心里充滿了敬畏和震撼。讀到這里，你可能感到：科學家千辛萬苦爬到山頂時，佛學大師已經在此等候多時了！”

朱院士的演講有其具體語境，以及對宗教的敬意。卻道出了不少人心底對現代科學的情緒：你們這一套，我們的老祖宗早就預測過了，等著你們吭哧吭哧地論證出來而已。

愛因斯坦曾經問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為什么沒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歡我？”

中國有句話可以回答他：畫鬼容易畫貓難。

一個刺耳的聲音響起：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兩步看看？

古希臘哲學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提出原子論：萬物由原子構成。他的學生德謨克利特說，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們無法感知到它們……它們，或者說這些元素……可見、可感知的物質”得以形成。

“原子論”看起來有驚人的遠見和洞察力。但科學家認為他們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實而已。

物理學家、諾獎獲得者史蒂文·溫伯格說：

“這些早期的原子論者看似相當超前，但是‘錯了’，德謨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對了’，這種對錯之分對我來說并不重要……如果我們不知道如何計算物質的密度、硬度或導電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謨克利特告訴我們石頭是由水或原子構成的，我們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遠呢？”

愛因斯坦和因菲爾德用一個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臘困境”--

古希臘自然世界的探索者們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機械結構，他卻只能盯著表盤和不停轉動的指針，聽著手表嘀嘀嗒嗒的聲音，因為表蓋無論如何也打不開。如果他還算機靈，他可以繪制一幅機芯圖，為他所觀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釋。但是他……可能永遠都不能用真正的機芯與自己繪制出的圖紙兩相對照。他覺得這樣的對照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這個比喻同樣可以用來揭開我們對祖先如謎般智慧的沉醉，例如陰陽理論、二進制、能量與氣、混沌......這些預言看似領先數千年，但鐘表的外殼依舊緊閉。太平洋的某個小島上的巫師也許有更令人驚訝、更“精確”的預言，也許與“引力波、量子糾纏等等”更加形神俱和。

而我們，來到21世紀，卻還在歌頌數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辭。

五

傳說乾隆下江南時，與鎮江金山禪寺主持站在長江邊的小山上，看江面上南來北往的船只，皇帝問和尚：“你看這江面上有多少艘船？”

高僧沉吟片刻答曰：“只有兩艘。”“何謂兩艘？”乾隆緊接著問道。高僧答道：“一艘為'名'，一艘為'利'”。

這個故事形象地描述出中國人對“頂級智慧”的定義。

老外認為，中國人把宇宙看成生命體，一個依靠各種內部“動力”連接的整體。這種動力或能量稱作“氣”。另外兩種基礎動力分別是“陰”和“陽”。中國人相信宇宙由5種元素組成：金、木、水、火和土。這些元素結合陰陽產生出晝夜更替、四季變化、生死輪回、斗轉星移的自然規律。

Voyager稱監管機構反對Binance.US對其的收購是“基于未經證實的猜測”:1月9日消息，據Voyager提交的法律文件顯示，其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多個州的監管機構、美國司法部以及Alameda Research 反對Binance.US收購Voyager進行的辯駁。Voyager表示，監管機構對Binance.US是否可以負擔得起收購價的猜測是錯誤的。Voyager 還表示，根據未經證實的媒體報道提出反對意見，同時忽視自身已經獲得的大量信息，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破壞Binance.US交易和攻擊Binance.US的企圖。[2023/1/9 11:02:39]

在一本科普讀物里，作者寫道：

正是因為中國人認為世間萬物都由這些元素和能量構成的，彼此相通，生生不息，所以他們沒有提出“原子”是物質的基本單元這一概念；而且在中國，也沒有自然哲學家一定要用數字描述才符合“科學”的標準。

比乾隆早2000年的阿基米德，在《數沙者》提出了更難的一個問題：

要用多少粒沙子才能填滿整個宇宙？

阿基米德沒有拋出一個高明且含混的答案。他在數據、公式、思維方式都極為貧乏的境況下，依然給出了史詩般的計算：

為了計算充填整個宇宙所需要的沙子的數量,阿基米德必須知道宇宙的體積。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宇宙被一個晶體球包圍著，恒星就鑲嵌在這個晶球的固定位置上。著名的薩摩斯人阿里斯德鳩是阿基米德的同時代人，他也是一位天文學家。據他估計，從地球到那個天球邊緣的距離是10,000,000,000個斯塔德(stadia),或者,大約是1,000,000,000英里的立方。通過比較這個球體的體積和沙粒的體積，經過了一系列令現代學生做惡夢的計算之后，阿基米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很明顯，要想填滿由阿里斯德鳩所估計的這個天球所界定的空間，我們需要的沙子的數量不會超過一千個米亞德的第八級單位。”

結果是否精確已不重要。阿基米德的問題不僅僅是“宇宙有多大”，而是：

“用數學的語言來描述一個比我們過去所測量過的任何物體都大的實體是否可能？”

阿基米德以身試之：“可能。”

據說，這是科學家首次迫使數學服務于科學的目的，而不是科學服務于數學。阿基米德重塑了數學語言，使其與宇宙現實相吻合。”選擇沙子來度量這個被恒星填滿的天空，阿基米德由此做出了一個新的斷言：

宇宙中沒有人類不可數或不可理解的事物。

假如中國的寺廟和西方的修道院一樣培養科學家，那么，當高僧面對乾隆的問題時，也許會望向長江，目測一下一里地內船只數量，然后根據經濟強弱分布估計一個平均數，乘以長江的長度，得出一個數量級差不離的船只數量。

乾隆也能在微服私訪時，得到國家水上運輸的調查數據，對水運、稅收、貿易有一番新的判斷與思路。

然而，在那樣一個GDP世界第一的盛世，高僧的答案更能切中皇帝內心。“沒什么不能計算”的科學思維，讓位于權謀智慧。

即使西漢時已有《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南朝祖沖之對圓周率的估算領先世界一千多年，卻限于實用性的計算而忽視公理化建設和理論推導。

知道了阿基米德計算宇宙的故事，我們就不會對20世紀的費米“如何估算出芝加哥的鋼琴調音師人數”感到意外。

《中國青年報》1958年刊登過錢學森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他認為太陽光能轉化率如果達到30%，并將二氧化碳和水轉化為養分，畝產理論上可達大約4萬斤。

計算，首先是求真。這是我們的血液里缺少“數目化思維”的首因。

Hubbard在《數據化決策》里提出“一切皆可量化”，試圖探索大數據時代的量化決策方法。他開篇舉了三個“量化大師”的實例：

1、古希臘人如何坐在圖書館估算出地球周長；

2、費米計算費城有多少鋼琴調音師；

3、九歲女孩如何揭穿“撫觸療法”醫學謊言。

三個問題中，9歲小女孩的方法很簡單但對我們最陌生：控制實驗。--在我們接受的教育體系中，這種“提出問題并設計解決問題的框架”的能力，以及科學思維和科學方法，從來都是被忽視的。

1996年，艾米麗發現媽媽琳達在觀看一部錄像，講的是“撫觸療法”：一種通過操控患者的“能量場”來治療疾病的有爭議的方法。當患者一動不動地躺著時，臨床醫生會將他的手移到離患者身體幾英寸的地方，然后檢測并去掉“不希望有的能量”，這種能量被認為是產生各種疾病的原因。

艾米麗對媽媽說，她可以根據這種方法做個實驗。作為護士和美國國家反健康欺詐委員會的長期成員，琳達給她女兒的實驗方法提了一些建議。艾米麗雇了21個掌握撫觸療法的臨床醫生。她坐在桌子旁，臨床醫生坐在她對面，兩人之間用一個紙板隔開，誰也看不見誰。紙板的下面剪了一些洞，艾米麗通過投擲硬幣的方式，決定把手放在醫生的左手還是右手處的洞里。然后，她把掌心朝上，離醫生的手四五英寸遠，這個距離會標記在紙板上。艾米麗的手和醫生的手之間的距離是固定的，而且醫生是看不到的。醫生通過感知艾米麗的能量場，確定她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左手處還是右手處。

結果表明，撫觸療法是“未經認證”的。1998年4月，11歲的艾米麗在《美國醫學會雜志》上發表了她的實驗結果。這讓她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成為在核心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最年輕的人。

微軟Xbox負責人：對P2E游戲持謹慎態度:8月26日消息，微軟Xbox負責人PhilSpencer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對元宇宙持保持樂觀但對P2E游戲持謹慎態度。PhilSpencer說道：我對元宇宙的看法是，游戲玩家其實已經在元宇宙里玩了30年了，你玩魔獸世界其實和Roblox差不多，還有賽車游戲，大家都在一個共享空間里自由交流。但是，P2E是我覺得需要謹慎對待的事情，因為這種模式在玩家中創造了一支“工人隊伍”，讓某些人可以從中獲利。（Cointelegraph）[2022/8/27 12:51:34]

30年前，寫過“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中國詩人海子自殺。據傳與“修煉氣功走火入魔”有關。他在遺書里寫到要找某人報仇。公開資料介紹，1988年某人以“人體科學”方面的特長，被免試特招進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從事用特異功能找礦。

那人曾在論文里寫到：“已使我們確信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同志關于人體科學研究“搞下去一定會導致一次科學革命，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一次飛躍”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氣功熱，一個9歲女孩就能揭穿的謊言，當年讓多少人人如癡如醉。

我們仿佛陷入了某種詛咒，每隔多少年就會來這么一次。

科學的進步，貌似不會輕易消減反科學的比例。據說在美國，星象學家的數量是天文學家的20倍。當然，星象學家應該歸屬于娛樂圈、而非偽科學圈。

科學也將允許人們以更加高科技的方式反科學，例如用智能手機算命。

但是，對于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各界精英、決策層、教育者而言，科學的認知體系，需要成為整個社會的思維基礎設施。

“名”來“利”往，千帆過盡皆不是，斜輝脈脈水悠悠。

六

我在朋友圈曾經和人發生過一次討論。話題始自《Alphago》，一部描寫人工智能戰勝人類世界冠軍的紀錄片。

這其實是一次尋常的聊天，我懇請這位朋友允許我引用這段對話，來表達一個供討論的話題：

朋友：稍有疑問的是：我覺得為了戲劇化多了些加工—比賽前真正了解的人應該知道，李世石根本沒機會的。真正的事實太枯燥太直白太殘酷，人性本質上拒絕。而吸引不了觀眾的傳播是失敗的，所以………眼球經濟哈！

老喻：要相信科學家的誠實，與李世石比賽前Deepmind并不是有十足把握。

朋友：呵呵，輸的那盤勺子疊出，是給面子吧。劇本是有的吧。愿意為流行而妥協，甚至本身自帶流量自帶表演天賦的科學家，歷史上很多哈。做些娛樂配合，不算是不誠實哈。

老喻：覺得阿爾法狗團隊在作秀很讓人無語。少點兒陰謀論會讓生活美好點兒。輸的那盤事后有詳盡分析，李世石的挖本身并不成立，但是的確擊中了程序的弱點。事后Deepmind改進了算法。

朋友：陰謀論是歷史的客觀存在，如果你有機會真正了解公司內部決策。我親身見過兵棋推演哈。

老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為了利益而在密室里謀劃、并認為排演并違背事實的“作秀”不是欺騙。我不是圍棋和人工智能的專家，我只是覺得Deepmind的科學家們有這個基本的自尊和價值觀。當然，在中國，這些都是圖養圖森破的標志，大家只計利害，不問是非，所以有王利芬事件。回到你我辯論的主題：我不認為這個專題片如你所說“是設計出來的、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的作秀”。

我在這次對話里，表現了自己情緒化和書呆子的一面。我從骨子里不愿意相信哈薩比斯和黃博士作假：讓李世石贏下那一盤，以謀求更多世人關注。這對科學家和棋手而言，都是極大的羞辱。作為一個科學與圍棋愛好者，我不愿接受這一點。

由此說開來：

1、我們已經喪失了那種信任能力，不相信有人真的愿意不為私利而做偉大之事，尤其是那些權貴人士；

2、我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見不得人的那一面。這是一種廣義的陰謀論。例如巴菲特、蓋茨、扎克伯格的捐款是為了避稅，肯德基的雞有八個翅膀，等等；

3、我們認為造假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你有善意的出發點、或者哪怕出發點都很糟糕但是結果很牛逼的時候。

4、其實，大規模的造假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被揭穿后更是得不償失；

5、我們不相信體面、尊嚴這些詞匯，活命要緊，利字當頭。城頭變幻大王旗，誰贏誰來寫歷史；

6、本質上我們還是窮怕了，無論是食物還是財富，我們都擺脫不了那種饑餓感，抓住多少都不嫌夠，如何抓、吃相如何，全不重要。

吳國盛提及了幾個關鍵詞：

西方文明經常被稱作兩希文明：希臘文明加希伯來文明，總的來看是一種生人文化。一種嶄新的社會秩序的構成機制在起作用，這就是“契約”。中國人固然也講誠信，講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據并不是外在的規則約束，而是內心的良善。規則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實上，中國人通常比較輕視規則的神圣性，喜歡靈活機動、見機行事，過于依賴規則被認為是死腦筋、呆板、一根筋。契約文化要求每個人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這促成了一種別樣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本標志。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為了塑造一顆“仁人之心”，古代中國人都要學“禮”，禮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禮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人文結構，那么，為了塑造一顆自由的心靈，需要一種什么樣的人文形式呢？希臘人的答案是：科學。“自由-科學”構成了希臘人的“人-文”。在希臘人眼里，科學既非生產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沒有對科學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個自由人。

跨鏈預言機解決方案SupraOracles與NFT市場MADworld達成合作:6月18日，據官方消息，跨鏈預言機解決方案SupraOracles宣布與NFT市場MADworld達成合作。據悉，MADworld正在構建多元宇宙（multiverse）基礎設施層，以連接區塊鏈上的數字和實物所有權。SupraOracles的去中心化預言機可以確保MADworld市場獲取準確的NFT數據。[2022/6/18 4:37:09]

不在乎契約，無所謂自由，也就不在意尊嚴和體面了。

1858年，得出自然選擇理論長達20年、但仍不肯發表的達爾文，收到了英國另一位自然學家華萊士的手稿《論變種無限地偏離原始類型的傾向》，他驚奇地發現華萊士也獨立得出了自然選擇導致進化的思想。達爾文在給萊爾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擔心：

“我的所有成果，不管意義有多大，也許都得不到承認。”然而，他還是慷慨地幫助華萊士發表了他的論文，只是要求自己的成果也能同時發表，雖然他擔心這個要求“有些可鄙”。

1859年底，達爾文出版了400多頁的《物種起源》。但早在《起源》出版之前28年，一位不為人知的蘇格蘭人馬修提出了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非常類似的思想。1860年，馬修給雜志寫信申明他有優先權。

達爾文心里也非常不安，他在信中回應道：“我完全承認馬修先生多年前就提出了我對于物種起源提出的自然選擇解釋……我只能向馬修先生道歉，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著作。”

達爾文所表現出來的謙遜、紳士、體面，與他的偉大科學成就一樣值得稱道。

有人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演繹為“適者生存”，進而描述成“弱肉強食”；還有人將被曲解的達爾文主義從叢林引入社會，我們對此不會陌生。

七

在《權力的游戲》里，山姆威爾·塔利是一個無害、無用、但有蘊涵著某種奇特力量的人。他肥胖又膽小，極度缺乏自信，卻也非常聰明，愛讀書，善于思考。他奉命去修成一位學士。他聽前輩訓話：

學城里的人，就是為了質疑一切。

1843年，當孟德爾來到圣托馬斯修道院，像極了小說里的那個角色。他偏胖，不茍言笑，膽怯，結巴。想去高中當老師，卻總是不能通過資格考試。

在《基因傳》的描述中，這所修道院看起來像個世外桃源。圖書館里有近萬本數量不斷增長的藏書，包括自然史、地理學以及天文學的最新進展。奧古斯丁派認為宗教與大多數科學之間并不存在沖突，他們實際上將科學看作維護世界神圣秩序的另外一種圣約。

孟德爾被送往維也納大學，系統地學習生物學知識，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約從1856年到1863年，在修道院花園中的小塊空場上，他進行了8年的豌豆雜交實驗。

這是一場孤獨、卓絕的個人科學探險，遠比看上去更加艱難。孟德爾獲得了數量眾多且可供分析使用的數據，其中包括2.8萬株植物、4萬朵鮮花以及近40萬顆種子。他寫道：

“進行這種超大強度的體力勞動確實需要一些勇氣。”

孟德爾于1865年在布呂恩自然科學研究協會上報告了他的研究結果。他提出了遺傳因子顯性性狀、隱性性狀等重要概念，并闡明其遺傳規律，后人稱之為孟德爾定律。

然而并無人關注。

1866年元旦前夜，孟德爾致信當時著名的植物學家內格里，附上了有關豌豆雜交實驗的簡介。內格里對于孟德爾以及他從事的工作不屑一顧。他從骨子里就看不起業余科學家，他在孟德爾寄來的第一封信上隨手寫下了評語，言辭之中莫名其妙地充滿了貶低之意：“這些只是經驗之談……根本無法證明其合理性。”

按照中國當下的標準，孟德爾或許算是個標準的“民科”。科學發展至今日，業余科學家即使在博物學領域，也很難有所成就。但是，對于本來科學空氣就稀薄的中國而言，對“民科”不加辨別的吹捧、和棍棒亂舞的嘲諷，其本身正是“偽科”的一部分。

穆克吉寫道：孟德爾在工作中展現出的慈愛更令其超凡脫俗...慈愛、照料以及張力這三個詞具有相同的詞根，其中“照料”指農民或園丁打理農作物的行為，“張力”可以形容豌豆藤蔓向陽光伸展或者緊緊纏繞在喬木上的樣子。

“科學研究帶給我極大的滿足感，”188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對一位同事說道，“并且，我相信，我的研究的成功很快就會得到整個世界的認可。”

直至死去，孟德爾都沒有被世人關注。訃告里未提及他在遺傳學研究領域的貢獻。一位年輕修士描述道：“他平易近人、好善樂施并且心地善良……他熱愛那些美麗的花朵。”

整整35年后，直到1900年，孟德爾定律才由3位植物學家--荷蘭的德弗里斯、德國的科倫斯和奧地利的切爾馬克通過各自的工作分別予以證實，成為近代遺傳學的基礎。從此孟德爾也被公認為科學遺傳學的奠基人。

如孟德爾自己生前所預言，人類將永遠記住他，以及他栽種的甜豌豆。

偉大的科學家彭加勒說：我希望捍衛為科學而科學。我們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實，因而必須選擇那些值得了解的事實。

例如我在前面已經表明什么是天文學事實的高度價值，這并不是因為它們能夠實際應用，而是因為它們是所有事實中最富有教益的事實。只是由于科學和藝術，文明才具有價值。一些人面對為科學而科學大驚小怪；可是它卻與為生活而生活一樣有效，即使生活只是痛苦；假如我們不相信一切歡樂都具有相同的質，假如我們不希望承認文明的目標就是向酒徒提供烈酒，那么它甚至與為幸福而幸福一樣有效。對于相信時間的人來說卻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矛盾——地質史向我們表明，生命只不過是兩個永恒死亡之間的短暫插曲，即使在這一插曲中，有意識的思想持續了并且將僅僅持續一瞬間。思想無非是漫漫長夜之中的一線閃光而已。但是，正是這種閃光即是一切事物。追求真理應該是我們活動的目標，這才是值得活動的唯一目的。毫無疑問，我們首先應當努力減輕人類的痛苦，但是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不受痛苦，這是一個消極的理想，世界一日不滅，痛苦終不能已。如果我們希望越來越多地使人們擺脫物質煩惱，那正是因為他們能夠在研究和思考真理中享受到自由。

以上一大段，翻譯成中文就是：要像吃飽了撐的般搞科學。

在科學家心底，也許正如《權力的游戲》里的臺詞：

雜耍和唱歌的才需要掌聲。

八

中國人對自己的聰明，總有著“笑而不語”的自信。歐洲人太鈍，美國人太粗，日本人太壞，印度人太窮，惟一入得我們法眼的，恐怕只有猶太人。

在我們看來，猶太人首先是有錢。美國前400個富豪家族中，猶太人占了23％。在全世界最有錢的企業家中，猶太人占近一半。

其次猶太人很聰明。諾貝爾獎得主的科學家中將近有四分之一是猶太人，超過四分之一的菲爾茲獎得主都是猶太人，55％的國際象棋世界冠軍是猶太人。

但我們不太留意、也不太在意那些“玩兒虛的”領域，猶太人同樣杰出：

51％的普利策文學獎獲得者是猶太人；20世紀偉大哲學家當中，猶太人占1/4；在藝術、流行文化領域，有許多巨星都是猶太人；1930年對美國4000多名拳擊手的研究表明，其中的優秀選手都是猶太人。

公元64年，猶太教主蓋姆拉頒發法令要求所有男性必須能夠誦讀《塔木德經》。下一個在男性間普及了讀寫能力的民族約在1700年后。

《塔木德經》寫道：一個男人應該變賣所有財產去娶一位學者的女兒，也應該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位學者。

中國人和猶太人對智慧的定義是不同的。

我們自古重文輕理，后來又追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現如今，理科生和文科生彼此鄙視，似乎無法相容。

其實，在現代科學的學術概念里，并沒有理科這一概念。

而且，沒有人文學科的底蘊。所謂理科生也走不遠。

人們都知道扎克伯格是哈佛計算機專業的輟學生，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時修習心理學。格林斯潘曾經半開玩笑說：“所謂的新經濟實際上就是心理學。”。--這兩位都是猶太人。

人們都覺得喬布斯是一位人文大師，卻忘記了他小時候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還曾經打電話給惠普的創始人索要電子元件。

孫乙戌寫到：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來自蘇聯的專家阿爾辛杰夫帶來了他的“蘇聯模式”。他認為新中國的大學就是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要為國家培養工程師、醫師和農業專家，而不是文科生這種大而無用的人。

終于熬到20世紀90年代，文科院系終于看到了一線希望，中國興起了建設綜合性大學的熱潮，沒有文科專業說不過去。可他們沒想到的是，這場潮流與其說是復興，不如說是災難。

人才斷代、盲目擴張、利益驅動、缺乏經費，導致一批批低水平文科專業的誕生。

《智慧之路》列出了每個猶太青年應該學習的學科：

他應該學習邏輯、修辭和詩歌作品，直到他熟知它們…他也應該學習工程、語法和天文的基礎知識，直到他熟知它們；以及其他學科和技藝的領域——無論他本身需要什么知識，直到他熟知它們。

關于猶太人的話題，以及與中國人的對比，實在過于龐大，我姑且收于四點：

1、智慧是不能分“有用”和“沒用”的，也不能分“文”和“理”，更不能分“賺錢”和“不賺錢”的；

我曾寫過，“有用的聰明”可以訓練出來，“沒用的聰明”則很難。

2、一個民族的“智慧濃度”至關重要，猶太人被驅逐，被屠殺，被排擠，人數不過千萬，但其智慧濃度卻極少被稀釋，并且越來越高。只有達到一定濃度，才會涌現出各種天才；

中國為什么缺諾獎得主？為什么這么多人湊不夠11個人去踢足球？基數雖大，濃度不夠，尤其是濃度有個臨界點，而非簡單的線性關系。

3、科學和文化需要靠基因、更要靠家庭，一代代傳下去。猶太人的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整個大家族，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師。而在中國，最優秀的那部分人很多連見孩子的時間都沒有。

4、猶太人有持久的傳統、強烈的歸屬感，以及去中心化的社會網絡。也許骨子里，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論坎坷和苦難，中國人和猶太人很像，彼此也友善。我們需要做更多，來證明自己同樣杰出。

九

基于科學的飛躍，在科技、工程學、商業的多方作用下，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在加速改變整個世界。

《終極算法》一書說：機器學習是“打了類固醇”的科學方法，也遵循同樣的過程：產生假設、驗證、放棄或完善。

科學家可能會花費畢生精力來提出或驗證幾百個假設，而機器學習系統卻能在一秒鐘內做完這些事。機器學習使科學的發現過程自動化。因此，并不奇怪，這既是商業領域的革命，也是科學領域的革命。

當科學通過科技的力量一步步逼近人類大腦本身，“范式轉移”極有可能猝不及防地發生。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了這個有爭議的名詞，用來描述在科學范疇里，一種在基本理論上從根本假設的改變。這種改變，后來亦應用于各種其他學科方面的巨大轉變。

硅谷模式處于科學與算法的交叉點。價值假設和增長假設，是把科學家精神，與企業戰略、數字經濟完美結合在一起。科學試錯在虛擬經濟中發揚光大。亞馬遜的飛輪，Facebook的增長黑客，釋放了驚人魔力。

盡管斯坦福的博士生佩奇，看起來更像是一位科學家，但是在硅谷特有的輔導機制下，他迅速成為杰出的企業家。

特斯拉的馬斯克，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后，再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他還曾打算在斯坦福大學念應用物理與材料科學博士學位。

科技公司的崛起，也是科學企業家、或者企業科學家的崛起。那些用科學思維經營和管理企業的人，那些以技術為內核的人，比以往任何一個年代都更為強大。

在中國，企業家是一個很年輕的名詞。早期企業家意味著膽子大、腦子活。和科學家完全不沾邊。

科技令中國企業家迅速完成了迭代。技術對尋租的依賴性較低，意味著科技企業家們的原罪壓力沒那么大，也為人們帶來一股透明的清新，盡管這清新不能掩蓋加劇的商業集中和資本貪婪。

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學建構于技術，而技術是從科學和自身經驗兩個方面建立起來的。

科學和技術以一種共生方式進化著，每一方都參與了另一方的創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著另一方。兩者混雜在一起，不可分離，彼此依賴。

我一方面對各地不惜代價招募科技人才感到悲觀，另外一方面，又對騰訊、阿里這類企業對于科學生態的哺育抱有期待。

阿瑟認為：

創新與國家競爭力關于新技術體的建構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它們的發展前沿通常會高度集中在一個或最多幾個國家或地區。

真正前沿的技術，那些處于邊緣的復雜技術并不是源于知識，而是源于別的東西，我將它們稱為“深奧的手藝”。深奧的手藝不只是知識，它是一套認知體系。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1890年就曾寫道：

當一個產業為自身找到這樣一個地方，它很有可能就駐留在那里了：人們在鄰近的街區學習相同的行業技術，這使他們獲得了很大的收益。從此神秘的行業不再神秘。就像呼吸空氣一樣，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就知道了很多知識。干得好馬上會被欣賞。關于設備、工藝以及企業組織形式的發明和改進都會立即被討論其優劣與否；一個人有了新點子，可能會被別人借鑒過去，并結合他們自己的想法，從而產生了另一個新點子。不久以后，相關的附屬產業就會成長壯大起來，從而為主產業提供工具材料、組織交易，并在很多方面提供有助于構成經濟的素材。

這是深圳、杭州現在看起來的樣子嗎？我們有機會在計算科學時代彎道加速嗎？

日本政府2000年“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提出的目標：要在今后50年內獲得30個諾貝爾獎。到2016年，日本共有17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速度驚人。

北大教授周程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分析其文化、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發現，日本科學“井噴”最不可忽視的原因是，該國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持續加大科研投入，在經濟形勢嚴峻時依然不吝于科研投入，并把堅持原始性科技創新作為改觀日本前途的必由之路。

本世紀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接受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代大多集中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而當時日本的教育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日本經歷了三次教育改革：

第一次改革從明治維新開始到二戰結束為止；

第二次，1947年頒布的《教育基本法》，許多國際知名的文學作品被寫進教科書，洋溢著科學精神，包含尊重人與個性、世界的合作與和諧等要素。

第三次教育改革從七十年代開始，直至今日仍在繼續。

日本的諾獎計劃只是一個果。科學的種子、土壤、氣候，至少需要好幾代人的接力和執著。樹上能結出什么，無法預測。但惟有如此，方能結出些什么來。

十

馬斯克曾說，自己12歲到15歲期間，遇到過“存在危機”。這時看到了《銀河系漫游指南》，書中一臺超級計算機發現了有意義生命的答案，但只給出了簡單的數字“42”。對此，年輕的馬斯克深感興趣。他說：“如果你能正確解釋這個問題，答案將非常簡單。據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宇宙，然后更好地知道我們該問什么問題。”

有篇講“孤獨的馬斯克”的文章，說他是孤獨的拯救世界的偉人。在我看來，我們要警惕那些夢想拯救世界的大人，寵愛那些夢想拯救世界的孩子。馬斯克處在標準的中年油膩男的年齡，但他的太空夢，仍屬于那個十來歲少年的延續，所謂：太空夢，少年心。

他一點兒也不孤獨。去年暑假，我們一家去西雅圖流行文化博物館，來到科幻主題區，看到許多星球大戰和星際迷航的展品。亞馬遜的創始人貝佐斯正是《星際迷航》是骨灰級粉絲。據說在他的多年乞求下，派拉蒙影業勉強在《星際迷航3：超越星辰》中給他安排了一個小角色。是不是讓你想起了《生活大爆炸》里的謝耳朵？

這也許解釋了，為什么貝佐斯能夠穿越漫長的亞馬遜虧損期。他的跨越星際的時空觀，讓亞馬遜開發AI助手——Alexa時，顯得那么理所當然。

貝佐斯于2000年時成立了一家名為藍色起源的載人航天，他迷戀太空旅行，同樣來自童年的夢想。我記得看過，包括馬斯克在內的“PayPal黑幫”們聊天，說起“誰小時候玩兒過火箭”，一半的人舉起了手。

馬斯克，貝佐斯，都只是無數個在后院兒引發爆炸的孩子們中的一個。

這些源自少年時代的沖動，既盲目、又持久，也值得安撫。

我們不缺“想要拯救世界的”成人，我們缺的是敢于夢想的孩子。純真的夢想是一種童子功，社會的夢想需要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

在少年馬斯克讀到《銀河系漫游指南》時，1983-1986年的中國，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鄉下孩子。我們剛剛填飽肚子，用著糧票布票，擠在鄰居家的彩電前看《射雕英雄傳》。

馬克斯·格利克曼說：科學是使這一代的傻瓜都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的一門學科。

未來總是在孩子們的身上。科學是一種信仰。何謂信仰，就是你即使沒有得到任何直接的激勵，也會如同在戀人、或是孩子期待的目光下般，滿懷激情，全力以赴。

對于科學，我們需要耐得住寂寞，能不要名利，甚至不要命。我們需要有人去做那些“吃飽了撐的”無用之事。

“科學是神奇的。它是人類發現世界、探知萬物——當然也包括了解我們自己的最好途徑。”

我們最欠缺的，是某種需要代代相傳的精神：

愿意為自己無法享用的樹蔭去種樹。

本文參考書目：

《基因傳》，《猶太人為什么成功》，《科學的價值》，《自然科學史》，《科學進化史》，《耶魯科學小歷史》，《極簡科學史》，《技術的本質》，《什么是科學》，《認知升級》，《馴服偶然》，以及“維基百科”和其它網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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