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龍之墓，千里同鏡_RTK:RTK幣

M189號墓航拍俯瞰圖

鎏金銀龍

M1號墓主棺內出土的漢代玉璧

從2017年起，河南考古人連續三年深入蒙古無人區，揭開了兩座匈奴貴族墓的面紗，出土的“鎏金銀龍”等文物，更是世所罕見。在美國考古雜志《Archaeology》評選的2019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中，“銀龍之墓”榜上有名，這也是中國專家境外考古首次獲此殊榮。

這次異域考古為何備受關注？在于匈奴是我們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曾是橫行亞歐大陸的天之驕子，也曾被霍去病“封狼居胥”打到了老家。分裂成南北兩部后，南匈奴逐漸融入漢族，而北匈奴西遷神秘消失，成了國際史學界未解之謎。雖然昭君出塞、蘇武牧羊等跟匈奴有關的故事盡人皆知，但匈奴是什么族屬，有沒有文字，說什么語言，甚至長什么樣子，至今仍眾說紛紜。

千古謎題如何求解？埋藏千年的遺物或可回答，這次境外考古，就為解謎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那些出土的文物仿佛在講述一個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兩千年前歐亞大陸上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也看到了農業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與交融。

漢代玉璧

從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驅車向西500多公里，天高云淡、水草豐茂，這里是杭愛山山麓。蒙古的重要河流色楞格河就發源于此，它一路向北最終流入貝加爾湖。對中國人來說，杭愛山還有一個更為熟悉的名字——燕然山。

勒石燕然，說的是東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車騎將軍竇憲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全殲了北單于主力，隨軍的班固寫下《封燕然山銘》，刻在摩崖上記功的故事。

這一戰，徹底打垮了北匈奴，使其脫離了漠北高原，往西遠遁，因此有關燕然山的典故在唐詩宋詞中俯拾皆是。王維的《使至塞上》，很多人只記得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卻忘了下一句“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別看燕然山這么出名，具體位置一直很難確定。清朝時，官方地圖才確認杭愛山就是燕然山。不過，讓人大跌眼鏡的是，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處摩崖石刻，其上的漢隸就是班固所書的《封燕然山銘》，這也確定了燕然山的真實位置：不是整個山麓，而是杭愛山東南一個面積很小的孤立山丘。

燕然石刻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被牧民發現了，多國研究均未破解，中國專家對照《后漢書》一讀，當即確認為《封燕然山銘》。這無疑證明了中方在匈奴考古中獨一無二的優勢——對歷史文獻的熟練運用。

由于沒有文字傳世，關于匈奴的歷史，大多存于中國的古代文獻中。司馬遷是匈奴同時代人，他在《史記·匈奴列傳》中首次詳細記述了匈奴人的歷史、習俗，以后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著作也有對匈奴的記載。

然而，作為曾經對立的兩個超級大國，秦漢對匈奴的記載，大多是因為雙方磕磕絆絆，而對其軍政大權進行的觀察，有關淵源來歷、風俗習慣、文化藝術則寥寥無幾。這就好比鄰里之間流傳的八卦，說到細節，外人的描述難免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頗，這也使后人的解讀出現了許多爭議的地方。

隨著匈奴的分化和遷徙，其名稱在南北朝后期就從中國的史書上消失了，曾經的天之驕子竟然不知去向。以至于又過了300年，當一個草原民族突然橫掃歐洲，間接滅掉了東羅馬帝國后，很多人都愿意相信，這就是匈奴最后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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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記載不足，更多信息，還得靠考古發掘。1912年，一位俄國淘金者在蒙古諾音烏拉發現了一座不同尋常的古墓，由此揭開了匈奴田野考古的序幕。

匈奴強盛時，疆域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破解匈奴之謎又是當今國際學術界的熱點，因此蒙古很早就成了國際考古合作的大舞臺。早在中蒙合作之前的數十年，已經有包括俄、美、法、德、日、韓等不少國家，在蒙古境內進行了發掘。

2004年，中蒙兩國開始就考古問題進行接洽，會談時，蒙古學者對來自內蒙古的專家說：“我們既是鄰居，又是親戚，你們早該來!”一句話拉近了彼此的關系。

此后的合作，不僅發現了《封燕然山銘》，還找到了“龍城”，中方領隊、內蒙古博物院院長陳永志表示，杭愛山所在的后杭愛省，很可能是當年匈奴統治的腹地，而漠北匈奴人進行“春夏秋”祭祀的單于庭“龍城”，很可能就是聯合發掘了五年的三連城遺址。

雖然收獲頗豐，但在2004年到2016年的十幾年間，與蒙古聯手考古的主要是內蒙古專家。直到“一帶一路”和“草原之路”的戰略對接后，中方的隊伍才多了起來——2017年6月出訪杭愛山的河南省文物考古代表團就是其中之一。

河南是中國的考古大省，但到境外考古還是第一遭。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周立剛擔任這一項目的中方隊長，他是海歸博士，曾在美洲落基山下考古，也發掘過曹操高陵陵園，可謂少壯實力派。蒙方帶隊的，則是烏蘭巴托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主持發掘了高勒毛都2號墓地1號大墓的額爾登巴特爾教授。

“去蒙古之前，對高勒毛都2號墓地的了解只限于一些片段，看到文物，震撼程度遠超想象。”周立剛說，他是最先與器物相遇，而后開始這段考古之旅的。

烏蘭巴托大學考古學系的博物館很小，里面的陳列品幾乎都是從高勒毛都2號墓地1號大墓及其陪葬墓出土的。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成套的金銀車馬器，也就是馬身上穿戴的首飾。“國內近年來最吸引人的考古發現莫過于海昏侯墓，尤其是出土的馬蹄金讓人驚嘆不已。然而這些成套的金銀車馬器出現在眼前時，帶來的卻是另一種震撼。”周立剛說，海昏侯墓出土的馬蹄金無疑是財富的直接展示，而這些金銀車馬器除了展示財富之外，還展現出草原文明高超的藝術造詣。

最大的圓形金器直徑13厘米，長條形金器長度也近30厘米，除了尺寸驚人之外，上面的獨角獸紋樣更是風格獨特。額爾登巴特爾教授解釋說，獨角獸是匈奴人的圖騰之一，即便是現在，牧民也不會傷害獨角的動物。

一只藍白相間的玻璃碗也分外顯眼。別看這只碗出土于陪葬墓，卻是典型的羅馬器物。它是如何自歐亞大陸另一端來到草原深處的？這顯然是與絲綢之路有關。

一件直徑18.5厘米的漢代玉璧，更是讓見多識廣的專家們十分驚訝，“其精美程度即使在全世界也很難找到與之匹敵者”。

說起玉璧的來歷，額教授頓時興奮起來：

清理到M1主墓墓室底部時已是寒冬。為了趕在大雪到來之前完成工作，發掘人員實行三班倒24小時作業制。一天半夜，他剛從工地回到蒙古包內準備休息，一名學生氣喘吁吁地跑來找他，說是有緊急情況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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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進行的是深達21米的地下作業，周邊的流沙穩定性很差，教授以為是流沙引發了安全問題，嚇得馬上站了起來。他沒有詳細詢問就直接跑到坑底，只見工作人員圍成一團，大家都目不轉睛地盯著沙土中一片金燦燦的器物。

原來，棺槨嵌套在一起，被分隔成三個部分，除了安葬人骨的部分，另外兩個隔室并沒有被盜墓者破壞。其中一個隔室里整齊堆放著成套的馬飾，包括一套金飾和兩套銀飾。安放人骨的棺室雖然被破壞，但這塊緊貼棺材板的玉璧卻逃過一劫。

蒙古學者非常肯定地認為，M1就是一代匈奴國王的墓葬，也就是漢朝文獻中記載的單于墓。至于到底是哪位單于，教授團隊對M1出土的皮革制品進行了碳14測年，表明年代應該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也就是我們的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線索了。

在高勒毛都2號墓地中，類似M1的大型墓葬還有近百座，表明先后數代國王或者貴族均葬于此地。這個墓地究竟使用了多少年？葬的是哪幾代國王？至今仍是謎。

“草原文明、漢代中原文明和西方羅馬文明在草原深處的一個墓群中的交匯，讓人頗有時空穿越的感覺。”冰山一角就如此驚艷，讓周立剛對高勒毛都2號墓地愈發神往，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它的真容。

匈奴王陵

下午6時，北緯48度的地方依然艷陽高照。在杭愛山山麓的松林里，一個個石頭堆遙遙在望。很難想象，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石堆下，埋葬著驍勇善戰的匈奴王者。

王陵坐落在一片北低南高的山坡上，東西長2200多米、南北寬1300多米，北側有一條叫做鹿河的小溪流過，東西南三面都有緩坡圍繞。如果將高像素的航拍照片放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明顯看到地面露出的墓葬輪廓。這些墓葬的積石有的高出地面近1.5米，有的則已經完全被掩埋到草皮之下。

為什么選這兒作為安息之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藍萬里博士認為，這里緊靠匈奴人的母親河，墓地所在的小環境避風，適合冬季扎營，旁邊還有石頭山便于取石，這都可能是匈奴人眼里的好風水。

為什么叫高勒毛都2號墓地？1號又在哪里？原來，GolMod在蒙語里是叢林之中的意思，在后杭愛省境內，有兩個小地方叫GolMod，而且先后都發現了大型的匈奴貴族墓地，只好加上編號以示區別。其實，這兩個墓地的直線距離足有60公里。

不過，兩個同名的墓地冥冥中也有聯系。2001年，一個參加過1號墓地發掘的牧民偶然進入2號墓地，他發現那些似曾相識的積石后，立即告知了正在附近開展工作的額教授。額教授起初將信將疑，畢竟他在這一帶已經調查多年，怎么會遺漏了這么大規模的墓地呢？

額教授只派了一個學生去核實情況，沒想到卻發現了一個墓葬群。詳細調查后，結果更驚人，這里的匈奴貴族墓，數量眾多且規模巨大，可算世界前三。隨后十年間，教授和他的團隊對M1號墓和它的28座陪葬墓進行了發掘。

M1并不在墓葬群的核心，卻是已知最大的一座，它跟中國考古人所熟知的甲字形墓很像——方形或者長方形的墓室，斜坡墓道。額教授認為這是受到漢代貴族墓的影響，并把這一點寫進了考古報告。俄羅斯學者則更加明確地指出，這種形制可能是受中國南方楚國貴族墓的影響。

“墓葬和葬具，代表著生命最終的歸屬，最能體現文明的融合。”周立剛注意到，M1主墓是兩槨一棺，也就是在棺外還有兩層木箱，層層相套，這是明顯的中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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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匈奴貴族墓頂部有數米高的石砌方臺，墓道邊緣也有石塊標注。每個大墓的一側，還呈弧形分布著數量不等的陪葬墓，像是一彎月亮。

雖然遠離人煙，但這里也不是無人光顧。幾乎每個大型墓葬的墓室頂部都有一個圓形凹坑，額教授解釋說，較小的凹坑可能是墓內棺木塌陷形成，但是較大的凹坑肯定是盜墓所致。根據他們的調查，大部分墓葬都被不同程度的盜擾。

專攻植物考古的藍萬里告訴記者，此地的樹，是近兩百年內，才由從西伯利亞吹來的樹種落地生根而成。2000年前，這里還沒有樹木，荒原之上，數米高的石堆自然十分扎眼，也招盜墓者惦記。很多凹坑上已經長出了直徑五六十厘米的大樹，說明盜洞是很久之前的。

有意思的是，M1大墓雖然20多米深，但盜墓者一個盜洞就精準地打到了棺上，他們對墓室結構如此熟悉，而且是團隊作案，卻視金錢如糞土。

“可以比較有把握地判斷，墓里的文物肯定是被發現了。”周立剛說，安葬遺骨的棺槨中，人骨幾乎被破壞殆盡，但是棺室里的玉璧保存完好。同時，在棺的外部，槨室里成套的金銀馬飾沒有任何擾動，這說明盜墓者的動機并不在于金銀財寶。“那么，剩下的動機就只可能是報復了。”

《漢書》等文獻記載，烏桓人與匈奴人是世仇，曾經大規模破壞匈奴國王墓葬以進行報復。眼前的盜洞是否就是這種有組織的報復活動呢？其他大墓的盜墓者，也對金銀視而不見嗎？

謎團越來越多，樣本量卻很小。限于資金，額教授只發掘了1號大墓和其陪葬墓，另外清理了一座很小的甲字形墓，要想有什么結論，還必須繼續發掘。

作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額教授一直在尋求與中國合作，因為“地域特點決定，大家的歷史都是交織在一起”。而中國的河南考古人，對于與秦漢相愛相殺的匈奴也興趣很濃，尋求著走出國門一探究竟的機會。

初訪高勒毛都2號墓地后，雙方一拍即合，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合作協議：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國烏蘭巴托大學考古學系共同實施，對高勒毛都2號地的M189號墓進行聯合發掘。

千里同鏡

考慮到氣候因素，當地能夠開展田野考古的時段只有6、7、8三個月，中方人員立刻回國，緊鑼密鼓地準備下一趟正式發掘之旅。

一個月后，一支年輕而精悍的考古小隊從鄭州出發了。隊員都是80后的博士和碩士，他們專業方向各異，每個人在自己的業務領域都是一流的，可謂是“河南考古天團”。

這支隊伍到蒙古后，對方的驚訝寫在臉上，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中國考古學家必然是白發蒼蒼的學者。看來，“天團”唯有證明自己的實力，才能讓對方刮目相看。

田野考古中，科技水平主要體現在各種測量和記錄工具上。這次，考古小隊準備的照相機就有10臺，為了延時攝影，多角度全程記錄工作過程，他們還冒險在周圍的松樹上架設了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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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過無人機的輔助，中方還在高勒毛都2號發現了138個新墓葬。十年前調查時，由于地表植被太厚，蓋住了很多墓葬，加上記錄手段限制，漏掉一部分。中方到來后，航拍與地面測量相結合，遺漏的部分浮現出來。經過詳細踏勘統計，該墓地共計分布有不同類型的積石墓葬571座，包括甲字形貴族墓葬104座，圓形積石陪葬墓326座，獨立圓形積石墓葬141座。

不過，考古總是充滿意外，專家們后來發現，還有更早的墓葬幾乎全被草皮蓋住了，很難發現，而且，這個墓就藏在考古隊營地中央。

“中國北方的考古學家在面對南方的遺跡時，也會有點蒙圈，何況這是千里之外的大草原。”周立剛說，中蒙考古方式的不同，在發掘第一天就顯露出來。

上午8時，中方隊員還沒有來得及用無人機對墓葬區進行低空攝影，進行RTK測繪、架設延時攝影機位，就發現蒙方教師已經帶著學生準備開工了。為了留下墓葬區的原貌資料，中方及時溝通，蒙方也微笑著停下來，把時間留給了中方。

差別最大的，是對墓坑的處理。中方習慣根據地表顏色差異，畫出墓坑的輪廓，然后用刷子和小鏟沿邊緣向下清理，而蒙方則是整個工作面向下推進，這讓中方很不理解。對于分歧，烏蘭巴托大學的師生們并沒有堅持己見，而是表示可以按照中方的辦法試一試。結果，往下清理了不到半米就發現，這里的流沙細軟，很容易塌方，最終采用了蒙古的傳統做法。

謙虛又嚴謹的河南考古人，很快就和蒙方教師、蒙俄兩國學生建立了默契。“當然，周末一起喝點小酒，互相交流一下想法，也是很有必要的。”周立剛說，在這個國際化的考古平臺上搞外交，酒量不能太小。

在高勒毛都2號墓地內，M189并不顯眼。從地表上觀察，它頂部的凹陷比較小，推測可能沒有被盜。之所以選它，就是希望收獲大一點。

然而，2017年發掘的12座陪葬墓，從1號到5號都非常小，沒有出土任何隨葬品，甚至連一塊陶片都沒有。6號陪葬墓出土了兩件鐵鏃(鐵箭頭)，就讓大家興奮了半天，可接下來的7號陪葬墓又是空空如也。

此時，聯合考古已開展了一個多月，如果規模這么大的團隊，只有這些發現，顯然會非常尷尬。額教授那幾個星期都心情沉重，說了很多次sorry，抱歉自己沒選好工作地點。

其實，“沒有遺物，也是一種重要現象”。周立剛特別注意了M189陪葬墓中人骨的情況，他發現陪葬墓里的人骨大多無頭，下肢未經擾動。看來，盜墓者跟匈奴確實有深仇大恨，連陪葬的都要“鞭尸”泄憤。

雖然尸骨保存得很差，有的連牙齒也沒留下，但可以肯定的是，陪葬墓群南部的是小孩，北部是成年人，與墓主人的關系比較近，有些可能是護衛。

最關鍵的，他們都是可憐的殉葬者。《史記》記載的匈奴葬俗“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百人”。目前雖然沒有發現數百人殉葬的情況，但是可以確定，殉葬制度是存在的，陪葬墓里的人是與他們的主人同時下葬的。

轉折發生在8月26日。雖然已經過去兩年，但周立剛清楚地記得，清理8號陪葬墓的蒙方教師突然大叫道：“立剛，有器物!”順著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個灰褐色陶罐，端端正正地立在沙土里，這是一個多月來發現的第一件完整陶器。聞訊趕來的額教授臉上樂開了花，對學者來說，陶器是判斷年代的可靠線索，比那些奢侈品還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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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他們又在這座墓葬的底部清理出一枚銅鏡，盡管只是碎片，但“內而清而”四個漢字清晰可辨，屬于比較典型的西漢昭明鏡銘文。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在2000年前的古墓中，發現了熟悉的文字和器物，中方隊員頓時有了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隨后的發現可謂高潮迭起，這12座陪葬墓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出土了5件完整陶器、1件銅鍑、3枚銅鏡。隊員們在時而沮喪、時而驚喜中，居然把金、銀、銅、鐵、玉等質地的文物都集齊了。

天氣越來越冷，草原也開始變黃，屬于這里的考古季節即將結束。送別時，額教授從床底下拿出了收藏已久的伏特加，在場的人都相信，明年，在旁邊那座巨大的主墓中，還有更多驚喜等著他們。

盜墓陰影

有了第一年的磨合，第二年本應是個豐收年。周立剛計劃，2018年主攻M189主墓，爭取當年解決戰斗。

然而，老天似乎不隨人愿。草原的天氣在6月初忽冷忽熱，晝夜溫度從白天的20多攝氏度到夜里的-2攝氏度，說變就變。隊員們剛到沒幾天，就突降冰雹，十幾分鐘內，地面堆了十幾厘米厚的雹子，算是給考古工作來了個下馬威。

2018年夏季的三個月，進展并不順利，“主要是缺人手”。百十人一起考古的大場面在國內司空見慣，在這里卻不可想象。

無人區里的營地，距離最近的小城市150公里，距離烏蘭巴托市600多公里，方圓50公里范圍內，沒有人類定居點，沒電、沒網絡、沒信號、沒自來水。幾塊太陽能電池板也只能為相機、電腦等必要設備供電，隊員們過著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夜晚還要兩股戰戰地伴著狼叫入眠。

能招募來的隊員，大多是蒙古和俄羅斯的學生，他們來這里田野考古，也是暑期實習，每人每天七八十塊人民幣的工資，幾乎承擔了所有的體力工作。

M189與M1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但墓室邊長也有約30米，墓道長20米，把三四十人撒在這么大的平面上工作，很難見效。

而且，M189還是一座流沙墓，人站在坑中，能聽見邊上的沙子嗖嗖向下滑。和中原不同，這里的流沙墓不僅中間填的是流沙，坑邊的草皮層之下，不出10厘米，也完全是粉狀黃沙。追求完美的中方隊員曾試圖在沙土中切出齊整的探方壁，但只要有人稍微在遠處跺一下腳，立馬千溝萬壑。

越往下越危險，安全問題始終懸在頭頂。如果是在國內，各種加固防護，材料措施都齊全，流沙自然不是問題，可在這里，連鋼管和管扣都是從烏蘭巴托運來的，防護上難免捉襟見肘。最懸的一次，用鋼管搭起來的防護墻被流沙擠變形了，管扣如子彈一般射了出去，幸好沒有打到人。

最讓人抓狂的還是清理遺跡，準備照相。經常是花了半個多小時仔細刷完，一切都準備好了，小風一吹，邊上的細沙唰唰下落，還得重頭再來；再次刷完，爬出探方時蹬掉一塊探方壁，又得重來。

這個墓葬的結構也在和專家們捉迷藏，不知為何，匈奴人修葺了兩層形狀不同的石頭網格，墓室中部還發現了石砌圍框以及魚骨狀分布的木頭層，這些特征均與以往發現的匈奴貴族墓截然不同。

眼看到了8月底，已經往下挖了6米多，還沒見到棺槨，考古季就這么結束了。

這一年，物件上的收獲主要來自年代久遠的盜洞，從中出土了一些漆器、金銀器碎片，器物包金和鑲嵌綠松石的特征，足以證明墓主人是個貴族。

2018年發掘不完本是小事，可萬一結束時的平面剛好接近棺槨，冬季被人破壞，那就糟糕了。這里雖然是無人區，但由于媒體近年來的宣傳，已經有幾撥盜墓者光顧過了。“2018年的三個月我每一天都是在焦慮中度過的。”周立剛說。

越是怕什么，越是躲不過。2019年春節剛過，周立剛就接到額教授的電話，最壞的事情發生了，M189號墓再次被盜。

5個專業盜墓賊趁著大雪封山之際來到墓地，在考古隊發掘的平面上，用專業的工具又向下鉆了4.7米。也許是流沙危險，也許是天氣太差，他們最終沒有挖到棺槨上。

幸好當地牧民及時發現，蒙方又迅速派人加以保護，這伙持槍的盜墓賊被抓了，M189墓才幸運地毫發未傷。“如果被盜墓賊摟了底，豈不成了國際笑話。”想起這事，隊員們至今仍感到后怕。

專家們隔空連線，對這次盜墓的情況進行了會商，可謂有喜有憂：喜的是盜墓賊半途而廢，完全沒收獲；憂的則是，4.7米還挖不到底，這個墓到底有多深不可測？如果像M1大墓那樣深達21米，豈不是危險性大增？為此，中蒙雙方都加緊了前期的工作。

棺上人骨

2019年初夏，所有人都憋著一股勁，要一舉揭開M189的面紗。六月開工后，只用了兩周多，隊員們就在距離墓頂約11米的深度發現了木槨。

當他們對木槨的棚板進行清理時，一個奇特的現象發生了：在棺槨上趴著一具完整的人骨。“這是我們在整個高勒毛都2號墓地發現的第一具完整人骨，但他卻以這種很奇特的方式與我們見面了。”藍萬里回憶說。

棚板的斷裂坍塌讓這具人骨產生了位移，但不難看出，“他上半身陷入槨頂中部，手壓在胸部，整個人面部朝下，趴在了棺槨的邊緣。”藍萬里告訴記者，“后來還是通過腿部位置，我們才確定，他之前應該是趴在槨板之外的。”

更曲折的是，主棺開啟后，里面竟然沒有任何人骨。這就讓藍萬里心中產生了無數問號：“這個趴在棺槨上的人，是不是墓主？難道墓主是被盜墓賊拖出了棺外？”

最終，位于人骨身下的鎏金銀龍成了關鍵線索：盜洞是從封土垂直打下來的，打通棺槨后，又橫向延伸到了棺槨東南，安置隨葬品的箱子就放在那里，木箱里還殘存著另一只鎏金銀龍。

結合被盜一空的棺內隨葬品，和正好位于這具人骨不遠處的盜洞，以及盜墓者為了防止盜洞坍塌而搭建的支護結構，隊員們猜測，這具人骨很可能是得手后還沒來得及脫身的盜墓者，偶遇盜洞塌方而被掩埋于此。

另外，在尸骨身上還發現了甲片，說明他可能是穿著鎧甲的士兵。內蒙古大學的齊木德道爾吉教授，曾到高勒毛都2號墓參觀，他在一篇論文中推測，盜墓者應該與竇憲大軍有關。

通過比對班固刻在摩崖上的《封燕然山銘》與《后漢書》上的記載，他發現了多處細微差異，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班固在《后漢書》中對搗毀匈奴墓一句做了潤飾，寫得更為隱晦。東漢之所以能大敗匈奴，主要是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竇憲所率的，是包含各個少數民族的聯軍，都跟匈奴有仇。他們借機泄憤，引大軍搗毀墓地，也是極有可能的。

這一看似合理的猜想能經得住科學驗證嗎？周立剛介紹，他們先后測了7個樣品的碳14年代，包括墓葬中的木頭、骨骼、盜洞的支護結構等，“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不排除這具尸骨是墓主。”

根據測定，墓葬建造年代應該是公元前49年到公元72年之間，相當于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之間，盜洞是東漢早期。尸骨年代和盜洞年代接近，和墓葬建造年代也有一定重合，并不能完全肯定就是盜墓者。最關鍵的問題，棺內沒有任何骨骼遺存，這不合常理——盜墓者不可能把尸骨全部運出去，因此不能排除是墓主的可能性。

“雖然不知道墓主人是誰，但可以肯定，他在貴族中算是與眾不同的，這主要體現在葬俗中。”周立剛說，墓主人沒有隨葬草原文化青睞的馬車和馬頭骨，陪葬品中，中原味道十足的玉帶鉤和銀龍倒是首次發現。

“這對鎏金銀龍，大概8、9厘米長，分別位于外槨棚板上部人骨身下和槨內，造型基本一致。”根據其弧度分析，它們應是某種器物上的耳鋬，起把手作用。之前蒙古方面也曾在其他匈奴墓葬里發現過雕刻有龍形紋的器物，但是像這種單體龍形的器物在匈奴貴族墓葬中還是第一次發現。

從造型看，這對銀龍“獸身飛羽、鱷吻回首”。其軀干是哺乳動物的造型(蒙古學者認為是獵狗)，而不是后來大家常見的爬行動物，同時背部頸部都有飛起的羽毛。嘴為鱷魚嘴，向前突出，牙齒明顯，頭是回首狀。很多的細節，包括牙齒、眼睛、羽毛，都做得很細致。周立剛認為，這個龍與漢代壁畫、畫像石、瓦當上龍形非常相近。

玉帶鉤的中原情結就更濃了。匈奴人披發左衽，皮衣用的金屬帶扣，跟現在的皮帶扣很像，結實耐用。玉帶鉤則用于絲質腰帶，裝飾性強于實用性。

“這種高等級器物，比如玉器、金銀器，顯然是通過饋贈的方式或者貿易的方式傳到匈奴的。”如果把思路放開一點，文化的互動交流，其實是包含多種形式，戰爭、貿易、官方往來、民間交流，都會讓雙方互通有無。

藍萬里在清理棺槨時，在棺木底部還發現了明顯的分層結構，通過提取物分析，其中大有玄機：棺內底部曾經鋪著數層織物，中間夾雜著帶殼的黍、少量的藜、大量木屑、少量炭屑，最后用織物納尸。

“我們推測，大量的木屑可能是用來除濕的。”但是，作為游牧民族的匈奴，很明顯不會種植黍和藜這樣的農作物，因此它們的來源和用途目前仍待定。

截至2019年7月7日，經過3年的努力，M189的主墓已全部清理結束，厘清了墓葬結構、回填沙石的堆積形態、棺槨形制、墓葬年代、被盜時間等一系列相關問題。雖然出土的器物不多，但可挖掘的故事卻一點都不比M1少。

意外之喜

M10的發掘本來在計劃之外，沒想到卻成了最大的驚喜。

2019年夏，中方安排了兩個組先后赴蒙古考古，誰想M189并不深，第一組一個月就順利地完成了的發掘工作。第二組怎么辦？到境外考古的機會非常難得，如果二組不去了，豈不是太遺憾？為了培養和鍛煉隊員，中方決定按計劃派出第二組。

第二組干點什么呢？雙方協調，決定在高勒毛都2號墓地邊緣發掘一個很小的甲字形墓，一方面看看小型甲字形墓與大型的究竟有什么區別，另一方面也讓二組隊員經歷一個完整的發掘過程。

M10有多小，數據比較非常說明問題：M1是大號的，總長80多米，深20多米；M189算是中號的，總長50米，深12米；M10是小號的，總長13米，深不到5米。

也許是小到了入不了盜墓賊的法眼，也許是距離其它墓葬較遠，發掘之后，本來滿心沮喪的二組隊員發現自己竟然撿到寶了——M10是高勒毛都2號墓地中唯一一座沒被盜過的甲字形貴族墓。

二組隊員剛挖到距頂部1.8米深，就發現了1駕馬車和15個馬頭骨。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雙重角色，平時是作為交通工具，戰時則成為戰馬。隨葬馬匹的數量也彰顯了主人的身份，以1號墓為例，墓室中燒了十多輛馬車，埋了20多個馬頭。這么一個小小的墓葬，卻有15個馬頭，實在出乎意料。

在距頂部約4.9米時，暴露出了木質葬具。雖然只是一棺一槨，但棺上有織物覆蓋的印痕，棺內有1具完整人骨，仰身直肢，頭向北，面向上。

沒有被破壞過的遺骨，在匈奴墓中也分外難得。有關匈奴人的體貌特征一直爭議很大，王國維引證《晉書》中關于羯胡相貌特征的描述，推論匈奴人的面貌亦應是深目、高鼻、多須而與西胡無異，黃文弼則根據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石雕，刻畫匈奴人是“面闊多須髯，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瞼作三角形”。匈奴人到底長什么樣？M10難得的全尸很可能成為專家研究的一個樣本。

隨葬品中，蒙方最為看重的是一套鐵胎包銀馬飾。這是成熟的當地工藝，很薄的銀子捶打出形狀之后，包在鐵質底座上。多年發掘資料顯示，成套的金銀馬飾是匈奴貴族的身份象征之一，非常珍貴。目前發掘出的成套馬飾不多，就連M1號墓的馬飾也不一定齊全，但M10完全沒有被盜，馬飾肯定是一整套，這為專家們研究馬飾組合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方最為看重的則是玉劍璏，這是古代寶劍上的玉飾之一，穿系于腰帶上，可將劍固定于腰間。雖然玉器在已發掘的匈奴貴族墓中并不罕見，玉璧、玉璜等都有，但發現玉具劍的構件尚屬首次。

一方面玉具劍在漢代代表高貴身份，漢代皇帝賜予匈奴單于玉具劍的記錄，僅有呼韓邪單于一例，更加說明其特殊性；另一方面M10的規模又非常的小，不像是等級特別高的貴族，所以這個現象很令人迷惑。

“我們當然不能因為文獻中皇帝賜玉具劍的記載就說這個人是單于。而且，接受玉具劍的是呼韓邪單于，時間是公元前51年。這個墓葬太小了，年代晚一百多年，但是不排除墓主與呼韓邪單于有某種關系。具體是什么聯系，就不好隨便揣測了。”周立剛目前仍在對發掘成果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高勒毛都2號墓地中，已經發掘的甲字墓，大多建造于公元前后這一百多年，也就是中國的西漢末年到東漢早期。從歷史上看，這一百年也是匈奴興衰存亡的關鍵時刻。

公元前58年，五單于爭位，匈奴內亂。郅支單于率部眾退至中亞康居(今哈薩克斯坦一帶)，入長安朝貢的呼韓邪單于則得到西漢支持，占據了漠北王庭。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嫁給了呼韓邪單于，從此邊境友好達30多年，直到王莽篡漢，戰火再起。

公元48年，匈奴內部再次分裂。呼韓邪單于之孫率4萬多人對東漢稱臣，被安置在漢朝的河套地區，稱南匈奴，而留居漠北的則被稱為北匈奴。隨著東漢國力增強，北匈奴在西域和漠北腹背受敵。

竇憲直搗龍城后，北單于率殘部一路西逃，從此跳出了中國史學家的眼界。內遷的南匈奴，則在掀起五胡之亂后，逐漸融于漢族之中。

從匈奴與中原之間關系緩和，到竇憲一戰的決裂，M189號墓和M10號墓均有映照，不僅見證了歷史，還拓展著人們對這個消失民族的認識。

“田野考古的一手資料最可靠最直接。”周立剛說，從學術角度看，這次聯合考古也為中國研究匈奴歷史以及歐亞大陸上的文明互動提供了許多珍貴的一手材料。(孫文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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