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圈第一大資金盤”？實為跨國網絡傳銷！3000余層關系涉案金額500多億元_數字貨幣:40億比特幣能提現嗎

打著“幣圈第一大資金盤”的幌子，利用區塊鏈技術、以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進行網絡傳銷。短短一年時間，發展會員200余萬人，層級關系高達3000余層，涉案金額500多億元……

江蘇省鹽城經開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這起披著“區塊鏈”外衣的網絡傳銷案，9月22日有了一審結果：法院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陳某、丁某、彭某等16名被告人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涉案贓物、贓款及孳息、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據記者了解，這是國內首起利用區塊鏈技術、以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的特大跨國網絡傳銷犯罪案。

傳銷老套路，穿上區塊鏈新“馬甲”

聲音 | 肖颯：目前這一波區塊鏈熱“小陽春”并不會洗白“幣圈”的灰色地位:據北京商報報道，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從辦案經驗上講，每年年關都是各省市執法機關很在意的“時間節點”，年底將至，對于轄區內的虛擬幣交易所及周邊行業進行摸查，也有合理性。在目前這輪清理整治行動中，打擊重點預計還是會集中在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罪名，對于地方上中小型涉幣交易所的打擊可能會是“首選”。目前這一波區塊鏈熱“小陽春”并不會洗白“幣圈”的灰色地位。虛擬貨幣交易所、項目方、導流方等，應當了解執法機關的意圖，不應頂風作案，且不能趁著倡導區塊鏈技術大發展，而試圖發幣融資以充盈自己的“小金庫”或為發幣融資提供幫助，應當理解到自己的行為缺乏正當性，屬于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可能構成犯罪。[2019/11/18]

2019年初，鹽城市局在日常網絡巡查中發現一個名為“PlusToken”的平臺疑似搞網絡傳銷，隨即成立專案組。

查明：自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陳某、丁某、彭某等人架設搭建“PlusToken”平臺，發展會員200余萬人。除境內會員外，還有不少境外會員，層級關系高達3000余層。在一年時間里，這個平臺吸收會員比特幣、以太坊幣等數字貨幣948萬余個，按當時市場行情計算，折合人民幣總值500多億元。其中大部分數字貨幣被用于發放會員“拉人頭”獎勵，還有部分被變現用于陳某、丁某、彭某等人日常開銷和個人揮霍。

聲音 | 陳偉星：我愿一挑五與人辯論“幣圈是不是騙局”:陳偉星剛剛在微博表示：如果有誰組織，我愿一挑五與人辯論“幣圈是不是騙局”，或者“區塊鏈是不是騙局”，請有公平聲望的做裁判，輸了我就給100萬，贏了給我10個比特幣就行。[2019/6/5]

“PlusToken”平臺為什么能吸收這么多會員？該案承辦檢察官、鹽城經開區檢察院第二檢察部負責人徐玉潔介紹，該平臺以“區塊鏈”技術為噱頭、以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打著提供數字貨幣增值服務的幌子，承諾高額返利，吸引不明真相的群眾參與。

圖為廣告打到了國外

陳某等人將平臺包裝成跨國企業；而彭某有傳銷犯罪前科，傳銷推廣經驗豐富；丁某在區塊鏈領域“有身份、有資源”，熟悉區塊鏈技術。

陳某、丁某規定：會員必須由上線推薦，并購買至少500美元的比特幣、以太坊幣等主流數字貨幣，再以數字貨幣入會，即可每月獲得6%至18%的收益，即靜態收益。

日本“幣圈”應用多，風險暴露致監管趨嚴:一直以來日本政府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態度較為積極，在各國加強監管的背景下日本被不少投資者認為是難得的避風港。但隨著虛擬貨幣交易平臺被盜、虛擬貨幣洗錢等惡性事件頻發，日本政府開始收緊政策。政府和行業協會正計劃出臺更加嚴格的規定，結束當前野蠻生長狀況，以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日本虛擬貨幣交易協會的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虛擬貨幣交易量達到69萬億日元，是2016年的近20倍，投資者人數已經增加到360萬人，很大比例是個人投資者。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大，保證客戶資金安全和打擊洗錢已經成為當前的首要任務。[2018/6/20]

會員推廣會員還能獲得動態收益。動態收益又分為直接鏈接收益和間接鏈接收益兩種，直接鏈接收益即第一層級下線每個賬戶靜態收益的100%；間接鏈接收益是第二層級至第十層級下線每個賬戶的靜態收益的10%。

萬向副董肖風論證 “幣圈一日，人間十年”:萬向副董肖風表示：“區塊鏈不依賴摩爾定律，因為它不依賴于硬件發展，所以它發展比過去的互聯網更快，會快好幾倍。”[2018/2/28]

圖為參加區塊鏈技術大會

為了鼓勵會員發展更多下線，“PlusToken”平臺推出“高管傭金”獎勵模式。根據發展下線數量和投入資金數量，將成員分為會員、大戶、大咖、大神、創世等五個等級，并按照等級高低疊加下線靜態收益作為獎勵和返利。

該平臺自創“Plus幣”作為會員收益的結算方式。“Plus幣”沒有任何價值，其發行數量、價格、漲跌都由陳某掌控。會員賺取的“Plus幣”可以賣給下線，也可以通過平臺變現成為主流數字貨幣，但兌現需要后臺人工審核。

“PlusToken”平臺的靜態、動態獎金制度設置與以往傳銷平臺類似，只是加入了區塊鏈、數字貨幣概念，沒有任何實體經營活動，都是依靠包裝，不斷發展下線維系平臺運轉，其實質仍是“寵氏騙局”。

引導偵查，追蹤450個比特幣

“幣圈一姐”微博揭發農業鏈（NYC）:今天，“幣圈一姐”何一發布微博稱：“現在的人學乖了，改說計劃上了。”配圖為農業鏈（NYC）私募消息。截圖內容顯示農業鏈（NYC）私募進行中，2月15號截止，六月份計劃上線幣安交易所等。同時，何一還為辨別問題項目支招，“如何識別一個項目有問題：1、號稱投資虛擬幣收現金；2、承諾回報；3、多層分銷，層層抽傭；4、冠以某些相關部門或組織的名義。”[2018/1/23]

機關立案偵查后，鹽城經開區檢察院成立專案組，及時介入，引導偵查。

不同于以往辦理過的網絡傳銷案件，“PlusToken”平臺收取會員的“門檻費”均為主流數字貨幣，數字貨幣與人民幣流轉方式截然不同，不存在交易賬號和交易流水，參與人員是誰、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涉案資金流向何處？承辦檢察官圍繞證據要害、涉案金額審計等重點問題提出了10余條補充偵查意見。

圖為機關對陳某等人實施境外抓捕

眾多涉案者如何區分行為性質？承辦檢察官緊扣“傳銷”本質，對涉案人員在組織架構中的作用、發展層級數量、涉案金額等方面，將其分為發起策劃者、對組織建立擴大起關鍵作用的人員兩個層次，分別按照該角色在“PlusToken”平臺中具體所起的作用，嚴格按照司法解釋規定，從嚴認定組織者、領導者。

檢察機關引導機關通過技偵手段鎖定境外服務器，固定電子證據，再結合相關證人口供形成了有效證據鏈，充分證明發起人陳某、“軍師”丁某、“運營”彭某等人在傳銷組織中起到的組織、領導作用，尤其是用證據將一直自稱只是一名普通會員的丁某鎖定為主犯，他在傳銷組織中打著區塊鏈幌子、雇用外國人做“傀儡”、偽造海外背景等，起到了“軍師”的作用。

如何查清資金流向？承辦檢察官根據犯罪嫌疑人口供和機關提供的審計報告，再結合鑒定報告，逐一核查涉案數字貨幣去向。在這一過程中，承辦檢察官發現有450個比特幣不知去向。而這450個幣的原始持有者——陸某某始終辯稱“助記詞忘記了，無法找回”。經過全面梳理陸某某、陳某某、劉某等人口供，發現450個幣的最終去向均指向了一個人——陸某某的弟弟陸某龍。

陸某龍在幣圈有一定知名度，曾是“幣知財經”的創始人。由丁某推薦加入，負責平臺推廣、對外宣傳。按照2019年6月市值來算，這450個比特幣合計人民幣4000余萬元。

承辦檢察官分析，陸某龍姐弟“玩轉”幣圈多年，深諳幣圈之道，加之價值之大，不可能犯這么低級的錯誤。遂引導機關以陸某龍為中心，輻射其周邊人，對他們的通訊設備以及錢包賬戶地址進行實時監控。

后經多次審查，成功追回200多個比特幣和10萬多個柚子幣，合計價值人民幣近3000萬元(行情變化)。

面對翻供，公訴人從容應對

由于涉案人員多、金額大，證人證言縱橫交叉，為了實現精準打擊，鹽城經開區檢察院積極聯合上級院、、法院進一步統一執法尺度，凝聚辦案共識；同時，在庭前圍繞案件定性和主從犯地位區分兩個方面，形成3萬余字的出庭預案材料，準備了60多項應對意見。

今年7月2日，該案開庭審理，3名公訴人出庭，而辯護律師有14名。

庭上，丁某面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全盤翻供：“我對指控我策劃品牌有異議。陳某只是跟我咨詢App信息，沒有告訴我層級模式，我不知道這是傳銷。”

公訴人結合案件事實，運用精心設計的訊問提綱，與丁某當庭質證：“你賬號下面的336個會員是誰發展的？這336個賬號就沒有一個人投錢嗎？”

“我不知道。”

公訴人繼續問道：“鄭某、王某虎、陸某龍他們在平臺里具體分工是什么？”

“鄭某負責平臺維護、技術開發，王某虎后來接替鄭某做技術開發，陸某龍負責推廣Plus。”

“他們是怎么加入的？”

“是我介紹給陳某的。”

……

公訴人又出示了丁某與陳某的微信聊天記錄，證實“PlusToken”平臺名稱、組織架構、獎勵機制、運營機制等關乎發展的關鍵部分均由丁某和陳某商議策劃。

丁某仍堅持辯稱“我只是普通成員”，但隨著庭審的推進，他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事實暴露無遺。

公訴人對丁某和另外4名翻供的被告人的量刑建議刑期，均被法院采納。丁某最終被判處八年零八個月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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