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張力鋒：相對主義論爭及其理據——與威廉森教授商榷_:

摘要

自然主義與其他先驗論或神秘主義方法論的長期對峙為相對主義的登場創造了可能性，但訴諸效用的相對主義真理辯護并不成功，將真理相對于可能世界、命題內容相對于語境更有前景。絕對主義者切割真理與價值評判聯系的實陳趨善論證，實際上暗中運用了真理概念。威廉森反駁可錯論衍推不可知論的算術論證不成立，我們可以通過區分認知模態詞項“可能錯”與“實際錯”加以簡要證明。威廉森批評道德相對主義，是建立于消解語義外在論，但價值評判詞匯的文化語境敏感特征并未改變，相對主義依然如是。

關鍵詞

相對主義真理知識可錯論價值

在現代工商業文明的沖擊下，哲學這門本來就小眾化的學科更是被日益壓榨，越來越呈現出職業化、技術化或八股文化傾向，遠離普通讀者群，處于被時代邊緣化的尷尬境地。非但如此，因受制于寫作形式，多數哲學作品行文刻板、機械，猶如同一臺機器制造的風格雷同的工業產品，鮮有創見性成果出現，更難見生機勃勃的前景。英國著名哲學家蒂莫西·威廉森的新著《對與錯的真相：四人對話錄》則一反常態，采用回歸柏拉圖式對話體寫作，試圖扭轉這一哲學窘境，讓枯燥、僵化的抽象哲學爭論透過生動活潑的日常瑣事顯現出來，賦予古老的哲學學科以嶄新的生命力。

該著作以四幕話劇展開其核心議題的討論，通過劇中四位主要角色之口呈現當代哲學的相對主義論爭以及威廉森本人的認識。相對主義是一個重要哲學傳統，也是當代哲學突破語言哲學滲透至形而上學、認識論等分支的一種最初理論形態。在當代，相對主義可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蒯因提出的本體論相對性學說，其后又在邏輯學、語義學、認識論及道德哲學等領域產生不同變體，影響深遠。借劇中人物的對話，威廉森表達了在他眼中相對主義的產生背景和主要洞見，指出相對主義陷入的困境，并經過概念、命題的辨析，提出一種絕對主義見解。全書主題集中，各幕銜接緊湊，對話機智幽默，語言也充滿著生活氣息。不過，細究之下，書中不少論點及相應論證都遠不夠充分。據此，本著與威廉森教授深入交流的宗旨，筆者將透過該書主要劇情，剖析其主要論題及理據，批駁其中的謬誤及不足，補充或新構一些關鍵性論證，以使大眾獲得相對主義論爭一個更全面的概觀。

一、自然主義方法論之爭

莎拉是一個科學主義者，鮑勃是一個巫術迷信者，他倆是老朋友。他們在火車上偶遇，聊起鮑勃的腿因為自家花園圍墻倒塌而受傷。鮑勃認為是鄰居老太太對圍墻施加咒語，從而導致其倒塌并砸傷自己的腿。莎拉認為鮑勃的看法在21世紀是不可理喻的，他根本不能解釋魔法、咒語起作用的機制，完美的科學則可以解釋這一事件。鮑勃反駁說莎拉的觀點只是對科學的一種信仰，現代科學也不能解釋這件事情，科學無能為力的事情很多，自由意志難題就是一個證明：“無論如何，我敢打賭，你也不能解釋我要去種花的想法如何使我的腿運動，讓我走進花園。”隨后，兩人又就科學及巫術成功運作的證據展開辯論。莎拉堅信科學可以成功地解釋很多事情，這一點通過可重復的實驗或其他可靠數據得到證實；鮑勃則將巫婆不能公開站出來解釋巫術如何起作用的原因，歸咎于現代社會的偏見：許多巫婆因為嘗試這么做而受到迫害與懲罰。兩人的觀點不可調和，都堅稱自己是對的，對方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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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他們爭論的話題實際上是什么樣的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正確地解釋一個現象，兩人共同假設了有一個足以說明該現象出現的實在因果關系：在莎拉看來，這一實在的因果關系是自然律的一個表現；而在鮑勃眼中，它是超自然巫術或咒語的魔力顯現。莎拉和鮑勃在第一幕話劇中的爭論，生動地反映出自然主義方法論在當代哲學研究中的處境：作為一種強勢文化在哲學領域打下的鮮明烙印，它遠未一統天下。早在邏輯實證主義階段，自然主義者就提出，只有包含公共可觀察、證實的經驗內容，一個句子才可能為真，甚至才可能有意義。但是，一方面，在技術上全稱命題無法被證實，因而會導致幾乎所有以探究普遍規律為目標的自然科學論斷淪為不真不假的無意義命題。另一方面，即令邏輯實證主義信條自身，也會由于缺乏經驗內容，而被判定為無意義的形而上學囈語。而進入當前形而上學議題，自然主義方案面臨著更多的疑難，比如鮑勃提到的自由意志問題：如果將人類的一切行動都看成自然因果律機械作用的結果，這些行動似乎就都是歷史、因果地注定如此；在自然主義決定論解釋下，人類的意志自由實際上被消解、被解構為一個幻象，不再具有實在的形而上學意義；如果人類不再實在地具有支配自身行動的意志自由，則一切世俗意義上的道德、法律規范都將失去形而上學基礎，沒有人理應為這些規范所約束，也不會有人因為違反它們需要承擔責任。基于以上理論及實踐的現實狀況，在抽象的人文學科哲學中，一直存在著第一哲學與自然主義兩種方法論分庭抗爭，并且這種局面似乎也將繼續延續下去。當然，相比于莎拉的咄咄逼人，超自然力量信奉者鮑勃更多是被動地防守辯護，從社會、歷史的側面視角，將巫術作用機制的神秘與不為人知，歸結為壓迫、社會偏見。這也真實地反映出技術化時代在強勢的自然主義文化氛圍中弱勢文化形態的退守與掙扎，排斥與歧視本身就是與文化競爭互為因果、相互滲透的東西。

二、相對主義者的困境

莎拉和鮑勃激辯正酣之際，相對主義者扎克登場了，他試圖做一個調停爭端的和事佬。扎克認為，對錯只是相對的：從現代科學的立場看，莎拉是正確的；從傳統巫術的立場看，鮑勃也是正確的。沒有脫離特定視角的真理，對與錯不是絕對的。在扎克看來，絕對真理觀在思想上會導致不寬容的獨斷論，在實踐上則會導致殺戮、轟炸及入侵等悲劇，他甚至拒絕使用“真”“假”這樣的詞語，認為“‘真’：這可是非常危險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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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對主義遭到莎拉和鮑勃的重創。比如，扎克聲稱相對主義只考慮觀點的效果或結果，以此決定選擇哪一觀點，因此相對主義可以避免絕對主義的慘烈后果，它比絕對主義更好。鮑勃則反擊指出，如果相對主義更好的話，那么作為相對主義者，扎克應該選擇相信巫術而不是現代科學，因為現代科學可能最終通過污染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人類，而巫術不會，但事實上扎克并沒有這么做。莎拉批評說效果的好或壞因人而異，大屠殺的后果對某些人而言是好的，因此某些“好”的觀點照樣會造成慘烈結果，相對主義并不像扎克所說的那樣可以避免這些悲劇。進一步地，莎拉還論證了相對主義并不蘊含寬容：“它并不蘊含他沒有權力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他人。”除此之外，扎克的相對主義還遭遇無窮倒退、自我認識等嚴重責難，他拒絕真理的態度甚至被斥為缺乏真誠。在鮑勃和莎拉的輪番攻擊下，扎克疲于應戰，陷入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

相對主義有著悠久的哲學史淵源，早在古希臘時代普羅泰戈拉就提出過“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口號，及至德國古典哲學時期康德甚而有“人為自然立法”的論題。其主要信條為真理是人類認知活動的產物，是相對于人類而言的，甚至因人而異：由于人們持有不同的理論或信念體系，同一個語句或命題完全可能因為與一個理論或信念體系內的其他“真”命題相融貫，在信奉這一理論的人眼里就是真理，而因為與另外一個理論或信念體系內的“真”命題不一致，在接受那一信念體系的人看來則是謬誤，例如劇中鮑勃腿傷的巫術解釋。這實際上是一種反實在論的真理觀，即沒有獨立于人類認知的形而上學真理，“由獨立于我們的實在所確定的真值概念應該拋棄。陳述為真的觀念應該替換成被證明為真：一個陳述句的內容在于需要什么來證明它是真的”。

但在劇中，扎克從后果或效用的角度為相對主義所做的辯護，實際上并不成功。真理與效用分別屬于形而上學與倫理學兩個不同哲學范疇的概念，真理是句子或命題的語義屬性，可以引申為真理的承載者，效用則是一個事件或現象產生的影響。真理未必總是產生良好的效用，有些情況下甚至會引發社會的失序和恐慌等嚴重后果。因此，從效用視角說明真理的實用主義策略基本是不可取的。另外，這樣的辯護策略事實上將相對主義置于庸俗化的危險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慫恿投機者的風險，在投機者看來沒有真理，沒有真相，也沒有謊言，只有利益，只有結果。于是，即使扎克所聲稱的相對主義寬容性也難以實現：試想，我們怎么能夠指望以逐利為終極目標的投機者心懷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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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扎克的相對主義辯護沒有得到其他兩位劇中人的認同，當代哲學還是提供了一些更為專業的論理。一些分析哲學家從更為基礎的邏輯語義學視角出發，不但將真假概念處理為相對于可能世界，而且將作為真值載體的句子所表達內容相對于行動者、時間、地點等語境要素，甚至在語義外在論者看來，“水”“檸檬”等最基本自然種類詞的意義也部分地取決于語境世界，從而試圖在根本上瓦解真理的絕對主義觀念。但真理相對于可能世界，實際并未表明其相對性，只是更技術化地表現了真假的確定除了部分地取決于語句所表達內容，也部分地取決于外部世界中的事實，而這是一個絕對主義者也接受的基本語義規則。至于索引性語句所提出的相對主義挑戰，似乎也可以通過明確真值承載者加以說明。若將僅表達字面意義的索引性語句本身看成真值承載者，的確真理是因行動者、時間或地點等語境因素而有所差異，因為不同語境下句子所表達內容各不相同。但若將特定語境下索引性語句所表達命題內容當作真值承載者，則語境因素將不再影響命題內容，也就不存在真值承載者的真假相對于語境的擔憂：索引性語句“我被圍墻砸傷腿”的表述者是鮑勃時，它所表達的命題內容得以確定為“鮑勃被圍墻砸傷腿”，后者的真在四幕話劇中是絕對的，不會因人而異。可見，即使從語義學、邏輯學等哲學基礎理論腹地展開的更為專業的相對主義辯護進路，也仍然是有待進一步觀察的。

三、信念的相對性與知識的不確定

羅克珊娜在第二幕的加入讓討論更為深入，她是一個略顯自負、不太合群的邏輯學家。她讓扎克認識到，即使不使用“真”或“假”這樣的詞語，在實話實說比不實話實說好的默認假設下，信念的好與壞之類的價值比較爭議一樣會產生。更為重要的是，羅克珊娜澄清了彌漫在扎克、鮑勃和莎拉三人對話之中真與確定性的混淆，將“真”界定為一個形而上學概念，“確定性”則被視為一個認知概念。她的一個例證是他們乘坐的這列火車上的硬幣數，沒有人能知道或確定這個數是奇數還是偶數，但事實上兩個句子中肯定有一個是真的，因此，一定有一個不確定的真的句子實例，真并不蘊含確定性。據此，羅克珊娜成功地促使莎拉由概率主義者轉變為可錯論者：“記住，真不是確定。科學堅持真假之分，但科學精神使我們自我批判，并且寬容對立的意見，因為我們都可能犯錯……在這種意義上，我稱自己為‘可錯論者’”。但羅克珊娜并不認同泛可錯論。通過討論“5+7=12”這個簡單的算術題，她迫使莎拉承認我們人類雖然是可錯的物種，但也在許多認識或信念上不是錯誤的。“可錯論的要點更抽象：人類在任何思想領域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是有可能犯錯的”。她進一步指出：“可錯論只是對人類可錯性的一般提醒”，由可錯論，并不會得出人類不擁有任何知識的不可知論推論。莎拉也由此意識到，“為‘我知道’建立一種我們永遠達不到的標準是沒有意義的，為‘我有可能是錯的’建立一種我們總是達到的標準也同樣沒有意義。為什么要設立不可能通過，或不可能通不過的測試呢？”在這里，借莎拉之口，威廉森教授實際上隱晦地表達了自己的一種十分另類的認識論主張——知識是首要的，不可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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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謂詞“真”和“假”的使用與效用切割開來，羅克珊娜利用實陳趨善默認假設說明：如果一個陳述的內容屬實，那么這么說就是實話實說，不這么說就是不實話實說，既然已默認假定實話實說比不實話實說更好，這么陳述就比不這么陳述更好；所以，每一個陳述自身都衍推一個價值判斷——這么陳述比不這么陳述更好。即使不使用謂詞“真”和“假”，照樣會出現價值評判上的沖突乃至不寬容。這個論證思路缺失或隱藏的前提是每個陳述者都相信他的陳述內容屬實，否則就算姑且將默認假設作為大前提接受，陳述者的價值判斷也會因為沒有小前提的支持而無從得出，甚至無法確定價值判斷的主體。“陳述者相信他的陳述內容屬實”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真”這樣的詞語，但終歸是在命題態度層面“陳述者相信命題為真”的另一種隱蔽說法。價值比較爭議在字面上不再依賴“真”“假”謂詞，相反，這種依賴性滲透至認知、思維層面。因此，羅克珊娜與其說切斷了真謂詞與效用之間的聯系，不如說強化了二者之間的關聯，其論理實質上是借助真理與效用之間的衍推關系而產生威力。另外，實陳趨善假設并不成立，如本文第二節提到的真理引發社會恐慌，在現實生活中它也不為人們接受，實話實說未必總是比不實話實說好，有時候不實話實說會產生更好的結果或效用，如善意的謊言有時候更能激勵人們，幫助人們取得預期的效果。所以，羅克珊娜完全可以祛除真誠言說的實陳趨善假設，直接從實用主義視角切割真理與效用，論證任何言說都是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而無關陳述內容是否為真理。

區分真和確定性，反映出羅克珊娜的實在論真理觀。她認為，不管認知主體是否確定，真理就在那里，它是一種實在。實在論者認為，真是一個獨立于認知的形而上學概念，是由外部實在所確定的語句、陳述或命題屬性。按照這種真理觀，扎克的相對主義就不再是真理的相對性，而應修正為信念或認識的相對性。決定認知主體接受或拒絕一個信念的不是外部實在，而是他的經驗和已有信念體系。即使外部實在是唯一的，認知者完全有可能在同樣的經驗面前選擇不同的信念：當一只筷子插入水中時，人們看到的是筷子變得彎曲，生活常識有限的兒童會將命題“水會使筷子彎曲”直接納入自己的信念體系，因為它跟兒童現有的常識信念體系并不沖突；相反，成人則會拒絕這個命題，將這一現象理解為幻覺，因為它與成人現有信念體系中的知識相沖突。兩者權衡，人們一般會采取較保守的策略，即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修改信念系統中的既有理論知識，只會將與理論知識沖突的當下經驗命題“解釋”掉。不過，當理論知識千瘡百孔，拆東墻補西墻，貧于應對經驗反例時，人們就只能修改某些理論知識，極端情況下甚至某些確定無疑的邏輯知識也不得不修改或放棄，從而有所謂邏輯實用主義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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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和確定性在本性上的不同，真不蘊含確定性，我們也可以推斷被認識到的真理未必都是確定的，也是可以質疑的。如果要求知識都是確定的，那么現有的經驗知識都將被排除于知識之外，因為它們都不是確定的：完全有可能這些經驗通通都是輸入缽中大腦皮層的脈沖電流刺激，根本沒有決定這些經驗知識之為真的事實存在。比如，吳剛收到某雜志社的用稿通知，感到很高興。通常，由于看到用稿通知，我們便可以斷言“吳剛的作品被某雜志社接受”，從而成為我們的一條知識。但由于視覺主體實際上是缽中大腦的認知可能性，我們就不能確定命題“吳剛的作品被某雜志社接受”。于是，按照知識蘊含確定性假設，我們就沒有“吳剛的作品被某雜志社接受”這樣一條知識。但這個推論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因此假設不成立，知識不蘊含確定性。事實上，“大部分哲學家的回應或者是否認‘確定性’是一個絕對詞項……或者是否認知識要求確定性”。

既然知識與不確定性相容，知識是可懷疑的，就自然會出現知識論上的可錯論。雖然我們一般接受可錯論并不以不可知論作為后承，但威廉森為羅克珊娜設計的論證臺詞并沒有多大的說服力。作為算術命題，“5+7=12”不是一個經驗命題，邏輯主義者早已為算術真命題的分析性提供了詳細的證明，因此，這個命題是確定的，不是認知上可錯的。既然這樣的命題不受懷疑論困擾，拿它作為反不可知論推論的一個例證，就有點避重就輕的感覺。在這里，通過區分認知模態詞項“可能錯”和“實際錯”，可以提供一個概要性證明。命題p在某一認知狀態下是錯的，即可錯的，并不意味著它在實際認知狀態下是錯的，即實際錯。因此，像“吳剛的作品被某雜志社接受”這樣的經驗命題雖然是可錯的，但這并不衍推它實際是錯的，經驗命題的可錯性并不衍推它實際認知的錯誤，從而切斷不可知論推論。

阻斷可錯論的不可知論迷途，誠然是一種撥亂反正，但由知識是不確定的、可錯的，進而提出知識沒有標準或不可定義的見解，卻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必將引發知識、證據、真理及三者之間關系的一種顛覆性理解，這種知識首要的認識論尚有待時間的進一步檢驗。

四、道德相對主義

最后，在道德判斷的真理問題上，科學主義者莎拉轉而同扎克一樣持相對主義立場，認為“打嗝”這樣的現象在不同文化中會被給予不同道德評判，有些文化會認為這種行為是粗魯無禮的，而另一些文化則視其為禮貌的。因此，在道德相對主義者看來，“打嗝很無禮”這類道德判斷便沒有絕對的真、假可言，而要相對具體的語境才有意義。羅克珊娜則一以貫之地堅持絕對主義真理觀，認為“一個句子表達的東西依賴于說出它的語境”，只要將語境因素補充進句子中，道德判斷一樣獲得絕對的真、假值：比如，“打嗝在莎拉的文化中很無禮”，以及“打嗝在羅克珊娜哥哥的文化中有禮貌”都是真的價值判斷。

在筆者看來，羅克珊娜的這種道德絕對主義捍衛方式顯然過于簡約，難以令人滿意。人們說“好”“禮貌”“粗魯”“自私”這樣的道德評判詞匯是相對性的，是指它們沒有絕對、統一的評價標準，不同文化可能賦予它們截然不同的涵義，同一個行為舉止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可能會被貼上完全相反的道德評價標簽。羅克珊娜式論理只是施了一個語言表達上的障眼法，將詞匯涵義的語義外在論問題偷換為語句真值的相對性，于是，道德評判語句“打嗝很無禮”為真的相對性就可以轉變為經語境限定后語句“在莎拉的文化中打嗝很無禮”為真的絕對性，似乎這樣就可以輕易地化解道德相對主義。然而，決定一個評判絕對性的不僅是它絕對為真，還要看它所表達的命題內容。比如，“扎克體溫38°C表明他在發燒”之所以是一個關于“發燒”的絕對性判定，不僅因為這個語句在任何情形下都為真，還因為我們在科學上為詞項“發燒”制定了一個嚴格的標準，從而該語句表達了一個獨立于評價或賦值情形的完整涵義，體溫38°C早已達到這一標準，按照“發燒”一詞的語義約定，這個語句甚至可以被稱為是分析性的，從而派生出相應判定的絕對性。反之，“打嗝很無禮”之所以是相對性的判定，一方面因為它在不同文化環境中會獲得不同真值；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因為“無禮”這個詞不具有字面意義上足以確定外延的內容，不同民族或地域文化會賦予它不同涵義，包含它的語句也就不能獨立地表達一個命題，只有訴諸評價語境，“打嗝很無禮”才能表達一個命題內容，進而獲得真值，從而出現這一“無禮”判定的相對性。羅克珊娜式語句“在莎拉的文化中打嗝很無禮”雖然在任何情形下都為真，但這是因為短語“在莎拉的文化中無禮”有明確的完整語義，該語義內容足以將打嗝現象納入其外延，才出現這一語句分析為真。因此，這不是一個“無禮”道德判斷絕對性的例證，而是表明了“在莎拉的文化中無禮”道德判斷的絕對性。道德相對主義在羅克珊娜的臺詞中頑強地存活下來。

五、結語

至此，我們得以窺探當代相對主義論爭的一個較全面概貌。自然主義與其他先驗論或神秘主義方法論的長期對峙共存表明，也許沒有一種排他的統一實在論可以合理解釋一切，從而為相對主義的登場敞開一扇窗。但訴諸效用的相對主義真理辯護并不成功，將真理相對于可能世界、命題內容相對于語境的語義學進路是一條更有前景的計策。絕對主義者切割真理與價值評判聯系的實陳趨善論證，實際上暗中運用了真理概念，其大前提也不成立。知識論上的可錯論并不衍推不可知論，但威廉森提供的算術論證并不成立，我們可以通過區分認知模態詞項“可能錯”與“實際錯”加以簡要證明，知識首要認識論仍有待時間檢驗。威廉森批評道德相對主義，是建立于消解語義外在論，但價值評判詞匯的文化語境敏感特征并未改變，相對主義依然如是。當然，絕對主義者如威廉森可以提出更系統的應對策略，相對主義論爭也將在更深層面為人類理解實在、真理、意義、知識和價值搭建一架可以依靠的梯子。

作者簡介：張力鋒，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學術研究》2021年第3期

編輯/楊宇含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邏輯與語言哲學視域下的模態認識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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