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貨幣制度_本位幣:本位幣金額

隋唐五代是銅錢與谷帛交叉為用的時代。這仍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傳統。鑄幣銅錢為本位幣，自西漢以來久已通行，漢代的五銖錢尤為社會普遍使用，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黃金只是作為高價值的金屬貨幣之一，在統治階級間使用，民間普遍用銅錢。但是歷史發展并不是直線的，有時又倒退到實物貨幣階段，而谷帛在實物貨幣中成為最通行的交換媒介和流通手段。

因為谷帛有廣泛實用價值，人人能接受。作為流通手段和交換媒介的貨幣，一個主要條件，在于有“普遍接受性”，谷帛是生活必需品，有實際使用價值，就具備了這一條件。雖然谷帛本身作為貨幣有很大缺點，如品種不齊，價值不一，本身笨重，不便作為交換工具；而且布帛段匹尺寸有長短，質量不能劃一，如分裂裁截就不可為衣，失去價值，不能成為標準價值尺度。然而谷帛還是作為貨幣，長期未曾退出歷史舞臺。

為什么谷帛長期占據流通領域，作為交換媒介和價值尺度，作為流通工具的貨幣使用，而未被銅錢所驅逐所代替呢？這是因為很多朝代所鑄銅錢，不合標準，常常減重，質量很差，或因銅材缺乏不能滿足鑄幣需要，市上銅錢缺乏，或盜鑄蜂起，銅錢減重，摻雜變質，根本不能成為標準貨幣；或者銅錢“濫惡”，引起通貨膨脹，物價混亂。每當銅錢出現上述情況時，谷帛總會出現，充當貨幣職能，代替銅錢使用。

當然代替銅錢使用的不是“唯一”限于谷帛一種，例如鐵錢，或其他當地便于接受的東西，如鹽、牲畜等均可作交換媒介。如“自巴以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殊砂、繒彩巾帽以相市”。這里只言谷帛是指主要的大量的現象與事實而言。歷史上經常出現此類現象，如董卓鑄小錢，引起物價混亂，民間就用粟帛交易。三國時曹丕想恢復漢代五銖錢，但力量不足，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只好聽百姓用粟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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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混亂時期，錢貨無所周流，民間出現物物交換，其中用谷帛充當交換媒介為最多。在政權穩定時期如北魏及南朝，經喪亂之余，雖然恢復鑄錢，然名目混亂，輕重新舊雜行，未能做到統一，合乎標準的銅錢根本缺乏，物價混亂，民間仍用布帛代替銅錢使用。總之，每當貨幣不健全時，谷帛或絹帛就成為貨幣的補充，在社會上出現。

隋代只有38年歷史，貨幣狀況在父子兩個皇帝時，就出現兩種不同情形。隋文帝楊堅節儉，通貨出現緊縮現象，他在平陳以后“以天下錢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這種五銖新錢，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新錢鑄成后，就詔令通知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所有錢皆依樣方得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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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樣者，即收毀熔為銅，入官府改鑄。又在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于市”。于是隋代做到以五銖錢為本位幣的貨幣統一“數年之間，私鑄頗息”。隋煬帝楊廣揮霍，貨幣出現膨脹現象。“大業十三年秋七月，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環，其細如線。半斛值錢八九萬”。

其時“王綱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鑄，錢轉濫惡。每千錢初猶重二斤，后漸輕至一斤”，只及開皇時四分之一。甚至“或剪鐵饃，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于亡”。

唐代在290年時間中，貨幣的歷史可分前后兩階段，前期是建立以銅錢“開元通寶”本位幣統一的時期，但實際尚未達到鞏固，亦未達到完全統一。在銅錢為本位幣之外，尚存在絹帛。唐政府前期在財政收支及官府出納、計賬中，多用絹帛為計算單位，如全國的租、庸、調，租收的是谷米，調與庸收的是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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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一階段，德宗時實行兩稅法，才改以銅錢為單位，征收銅錢。唐前期朝廷賞賜官吏，以及官吏正常俸祿，多用絹帛，少數用錢和祿米。內庫、左藏庫付給度支，發給軍用，大都是絹帛，或繒絹，少數才是銅錢。唐律規定及司法公案中關于計贓、罰款、枉法論處等，皆用絹匹計算。民間交納戶調，庸資，皆是絹布。

漕運江淮財物，除大量米谷糧食外，多數是輕赍或輕貨，所謂輕貨，多半是絹布，其中以絹為主。民間市場交易，亦大致用絹布為交換媒介。可以說，在兩稅法實行前唐代前一階段的貨幣制度，是銅錢與絹帛并行時代，開元錢雖為主幣，但未確立成為唯一的排斥其他的本位幣地位。黃金與白銀，只有少量在皇室、貴族間行使，多半作為奢侈品，珍寶器物，作為貯藏手段，未成為交換手段和流通工具。但在五嶺以南，因錢幣缺乏，以金銀為貨幣。

在唐代后期，金屬貨幣銅錢使用及流通范圍逐漸擴大，商品貨幣關系有所發展，金、銀逐漸成為貴金屬貨幣，銀已鑄成銀錠行使，黃金使用見于記載。《新唐書·食貨志》云：“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唐趙磷《因話錄》卷三記，范陽盧仲元于文宗開成時，“持金鬻于揚州，時遇金貴，兩八千。復市南貨入洛。”

日僧圓仁《人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記開成三年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兩，于市頭令交易，市頭稱定一大兩七錢；七錢準當大二分半，價九貫四百文”。關于銀錠，1987年7月，繼在西安法門寺明塔的地宮中，出土釋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唐代珍貴文物外，又在地宮西面100米處，發現三塊唐晚期銀鋌。銀鋌長方形，底平，四角上翹，側視呈船形，灰色帶銀光，每個重達兩公斤余，純質達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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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寺為皇家寺院，在盛時屋宇莊嚴，占地數百畝。所藏銀錠或為皇家之物。唐代后期雖然金屬貨幣比前期發展，但幣制本身并不穩定，開元錢實行后，不久為其他鑄幣所代替，新錢舊錢交錯使用，兌換率不等，標準不一，失去貨幣作為價值計算唯一標準的作用。而一般通病，在貨幣減重，銅質減少，鉛錫砂等雜質增加，錢趨濫惡，失卻貨幣自身標準的職能。

又因為銅料缺乏，貨幣鑄造不善，通貨缺少，民間交易兼用布帛匹段。迄至唐末五代，銅錢布帛兼用。僻野鄉村，且隨地交易，用鹽、用絲、用麻或雞鴨為交換媒介，落后的物物交換現象，仍舊存在。如山南道山谷貧人不用現錢，布帛亦少，交易隨土隨時，不拘一物，瑣細叢雜，皆因其便，即是一例。

就銅錢的變化歷史來看，唐錢最好的是開元錢，可說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標準的錢是唐開元錢，此錢輕重大小最為適中，民間樂用，上承漢五銖錢，下迄宋錢至清康熙乾隆錢，先后一脈相承，成為歷代標準錢。開元錢的鑄造，開始于武德四年，《舊唐書·食貨志》上說：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右仆射裴寂，賜爐。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又云：“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讀之。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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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錢不是唐玄宗年號錢，而是唐代標準錢，上下左右，或自上及左循環讀之，謂之“開元通寶”或“開通元寶”均可。開元錢行用至高宗時，因盜鑄漸起，惡錢增多，顯慶五年九月，敕令官私收取惡錢，以五惡錢換一好錢，民間以惡錢收價過低，私藏不換，希望官禁松弛時復用。

因此，惡錢仍在使用，官府以惡錢二比好錢一，比值收買，但仍未禁止惡錢流行。乾封新錢只作貯納之用，不再增鑄。此時雖然恢復再鑄開元錢，但私鑄仍未停止，荊、潭、宜、衡諸州私鑄尤多，私鑄者往往逃避于江湖船筏中，禁不能止。至武則天長安中又令懸錢樣于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但是審核鑒別困難，導致交易停滯。

于是又降敕令，凡非濫惡錢如鐵錫、銅蕩、穿穴者，都許行用。于是盜鑄蜂起，濫惡更多。江準間盜鑄者往往在陂湖、巨海、深山之中，人跡罕到之地偷鑄，州縣不能禁止。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惡，其時湖南郴、衡兩州私鑄小錢，僅有輪廓，多為鐵錫參用五銖等錢，在民間使用。又有買錫銷熔，用錢模夾鑄，頃刻間便得千百劣幣，攜往市場行使。貨幣制度又混亂。

開元五年宋璟為相，奏稱禁斷一切惡錢，行二銖四累錢，其不堪行用者，皆令銷毀復鑄。其時江淮間錢尤濫惡，種類甚多，有官爐、偏爐、棱錢、時錢等數種，宋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按戶督責。百姓多以上青錢充惡錢呈納，其更小惡之錢私自沉之于江湖，以免獲罪。此番查禁，引起市井混亂，物價飛漲，傳聞至京師，蕭隱之貶官，宋璟亦因之罷相。張嘉貞繼任為相，下令弛禁，乃趨安定。

開元二十年因開元錢少，而濫惡錢又不能禁，乃下詔，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市肆必須現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后，錢貨兼用，違者準法罪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執政，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裴耀卿、李林甫、蕭靈皆反對，主張國君應壟斷鑄幣權，張九齡之議未行，只令州縣嚴禁惡錢。

并令莊宅、馬買賣，先用絹布綾羅絲綿，其余價在千文以上，錢物兼用。天寶初年，農業豐收，經濟狀況甚好，兩京用錢稍好，米粟價賤。但不久錢又濫惡，允許好壞錢并用，于是市上好錢漸被收藏，商人投機者將惡錢運往江淮之南，以一錢換得當地私鑄惡錢五文，入京假托官錢，私自行用，因之京城所用錢日益碎惡，出現鵝眼、鐵錫、古文、線環等類惡錢，每貫不過三四斤。

安祿山亂后，唐政府財政支絀，肅宗乾元元年采第五琦之議，改鑄“乾元重寶”當十錢，與開元錢并行。二年三月，第五琦為相，又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每緡12斤。于是新錢重輪與乾元，開元錢三品并行，成為復本位制。因為新錢、乾元錢比價太高，谷價騰貴，米斗至七千文，舊開元錢抬價以一當十，乾元錢減價以一當三十。

因為錢價不定，民間呼“抬價錢”為虛錢。長安城中盜鑄甚多，寺觀中銅像、銅鐘，多毀壞為錢。上元元年，錢幣折價又有變動，重棱當五十錢減作當三十文行用，舊開元錢一當十文行用，乾元當十錢依前行用。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二。乾元重棱小錢亦以一當二。重棱大錢以一當三。不久又改行乾元大小錢，均以一當一。銅錢減重，比價一再降低。此后因銅料欠缺，鑄錢有限，京城長安市上出現“錢每貫頭除二十文”，即“陌內欠錢”二十文的“欠陌錢”。

憲宗元和四年詔令：“五嶺以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采。禁現錢出嶺”。元和六年因現錢缺乏，制令：“公私交易，十貫錢以上，即須兼用匹段”。“茶商等公私‘便換'現錢，并須禁斷。”這里有兩項反映當時貨幣制度重要的決定：一是允許民間各種流通工具的合法流通，且規定錢十貫以上即須兼用絹帛，因為錢不足，退返到仍用絹帛為交換工具的境地。二是“便換”不準兌換現錢，以免增加錢荒。

元和七年七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使王播等奏：京都時用，多重現錢。近來又不許商人便換，因此家有滯藏，而物價轉高，錢多不出。因此伏請準許商人在三司任便換現錢，以便流通。元和十五年八月，準中書、門下兩省奏請向民間收市銅物，令州郡鑄錢。各州府有銅、鉛處，可以開爐鑄錢者，設監冶鑄。但效果甚少。到穆宗長慶時銅錢仍嚴重缺乏，民間交易用錢，除陌數額不一，市上一般欠陌二十，以八百充一貫。朝廷規定，“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仍“每貫一律除墊八十”，承認了既成事實。

唐代缺銅鑄錢，錢幣供應不足，錢重物輕，盜鑄不止，一直延續到武宗時期。武宗即位，會昌元年至會昌五年，廢浮圖法，毀天下佛寺4600所，招提、蘭若4萬處，沒籍僧尼為民者265000人，奴婢15萬人，田數千百頃，大秦穆護、襖2000余人。所毀銅像、銅鐘器皿等，用為鑄錢，鑄“開元通寶”錢，通稱“會昌開元”，背面鑄有地名，或鑄有“昌”字。

這是唐代最后一批比較合乎標準的錢幣。會昌末年，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屬宰相掌管。宣宗大中時改名延資庫，戶部歲送錢帛20萬，度支、鹽鐵送30萬，諸道進奉、助軍錢，亦送延資庫。自內庫至民間計賬，錢與帛并用。終唐之世，貨幣可稱多變，復本位制，錢、帛并用，始終存在。

唐代銅錢，官造標準錢見于正史者，止見上列數種。但民間贗品甚多，雜錢亦不少，難以盡述。此外，史思明在據有洛陽時，鑄過“得壹元寶”及“順天元寶”兩種錢，徑約21公分，均當開元錢百文。五代十國時亦鑄有貨幣，后梁開平年間鑄有“開平元寶”大錢，后唐天成年間鑄有“天成元寶”，后晉有“天福元寶”，后漢有“漢元通寶”，后周有“周元通寶”錢。

后周的貨幣也和唐會昌錢一樣，是毀了佛寺廟宇銅像后所鑄。十國中，湖南的楚馬殷，鑄有“天策府寶”銅錢和鐵錢。南漢劉龔，鑄有“乾亨重寶”和“乾亨通寶”，還有“乾亨重寶”鉛錢。閩王審知鑄有“開元通寶”大錢和大鐵錢，其后代王延政鑄有“天德通寶”大鐵錢，以一當百。前蜀王建鑄有“水平元寶”、“通正元寶”等錢。后蜀孟昶鑄有“廣政通寶”銅、鐵錢。

結語

南唐李氏所鑄銅錢，種類較多，有“開元通寶”“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等錢，又有“永通泉貨”當十錢。南唐統治區域較富，錢文較美，質量較好，有篆書、隸書對錢，在十國中錢幣是比較好的。五代十國的鑄幣銅錢，大都是年號錢，只有少數不是。自此時以后，中國的鑄錢大都是年號錢。形式標準，始終以唐開元錢為正統樣式。

參考文獻

《元稹集》

《唐會要》

《隋書》

《唐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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