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前最新文章：探討數字經濟和數字稅_數字貨幣:BEPSwap

來源：清華金融評論

作者：姚前；文章首發于「清華金融評論」，原文標題：《姚前：數字經濟與數字稅》

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數字經濟優勢不斷凸顯。本文探討了數字經濟下跨國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問題，并著重研究了數字稅的基本原理、國際實踐與現實挑戰。文章指出，加強數字稅的研究及國際規則建設，是加強數字經濟治理的應有之義，更是防范稅基流失、維護稅收主權的必要之舉。

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數字經濟優勢不斷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在重要文章《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中指出“我國線上經濟全球領先，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線上辦公、線上購物、線上教育、線上醫療蓬勃發展并同線下經濟深度交融。我們要乘勢而上，加快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推動各領域數字化優化升級，積極參與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制定，塑造新的競爭優勢”。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既深刻闡明了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意義，同時又前瞻性地指出了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前沿課題。

互聯網平臺企業在數字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數字經濟的核心是用戶流量、生態與數據。網絡用戶越多，價值越高，越多人愿意接入，最終可能高達幾億人共同連接在同一網絡，就像微信。而邊際成本幾乎為0，一張幾億人網絡一旦結成，商業價值將極其驚人。馬太效應之下，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向互聯網頭部企業集中。谷歌擁有大約90%的互聯網搜索市場。臉書占據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交媒體市場。亞馬遜在全球在線零售活動中占近40%的份額。中國App前十名中，騰訊占四席，阿里系占三席。阿里巴巴擁有中國電子商務市場近60%的份額。微信擁有超過10億的活躍用戶。微信支付與支付寶占中國移動支付市場90%以上。

姚前：央行數字貨幣發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法定貨幣地位: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在近日的國際金融論壇（IFF）2021春季會議上表示，數字人民幣的誕生，是在數字化浪潮的背景下，中央銀行有必要主動創新法定貨幣發行和流通方式，探索央行數字貨幣，以優化法定貨幣支付功能，緩解私人數字支付工具的沖擊，提高法定貨幣地位和貨幣政策有效性。長期看，數字貨幣或數字支付工具的出現當然有可能改變現有格局，但那是數字化進程和市場選擇后自然演進的結果。姚前強調，在數字世界中，數字身份的真實性問題、隱私問題、安全問題或涉及更大的社會治理命題，需要我們做深入的研究。姚前進一步指出，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不僅僅是技術領域的問題，還涉及到法律法規、金融穩定、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國際金融等更廣泛的領域。當前數字美元、數字歐元、數字日元似已蓄勢待發，與之相比數字人民幣的競爭力在哪還需要進一步思考。（華夏時報）[2021/6/2 23:03:17]

互聯網頭部平臺企業不僅在細分領域占據不可撼動的市場地位，而且通過收購、戰略投資、商業合作，擴展進入互補或關聯領域，從上游到下游，從線上到線下，從C端到B端，從科技到金融，廣泛布局。據新財富統計，十年時間，阿里、騰訊已各自鑄就10萬億市值生態圈。2009年，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主要是石油公司、銀行，而2019年市值前十家中有七家是互聯網平臺企業：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阿里巴巴。互聯網平臺企業在數字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姚前：央行數字貨幣將惠及沒有銀行賬戶的群體實現金融普惠:國際金融論壇（IFF）2021春季會議在北京舉行。在論壇“數字貨幣與未來數字化轉型”環節，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研發需要在七個方面重點考量：

一、技術路線。基于賬戶，還是基于代幣？基于賬戶和基于代幣兩條技術路線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實質上代幣也是一種賬戶，只不過是新型賬戶——加密賬戶。相比傳統賬戶，用戶對加密賬戶的自主掌控能力更強。

二、價值屬性。央行直接負債，還是運營機構負債？本質區別在于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負債一欄，記錄的是終端用戶的央行數字貨幣還是代理運營機構的準備金。

三、運行架構。雙層，還是單層？雙層架構正逐漸形成各國的共識。數字人民幣也采用雙層運營體系。個人以為，雙層運營與單層運營也并非二選一的關系。我們可設想，如果央行數字貨幣直接運行在以太坊、Diem等區塊鏈網絡，那么中央銀行可借助它們的BaaS服務，直接向用戶提供央行數字貨幣，而無須借助中介機構。單層運營可以使央行數字貨幣更好地惠及沒有銀行賬戶的群體，實現金融普惠。

四、是否計息。數字人民幣目前不考慮計息。

五、發行模式。發行，還是兌換？區別在于：前者由中央銀行發起，屬于主動供給；后者由貨幣使用者發起，屬于按需兌換。央行數字貨幣的生成是發行還是兌換？取決于它的定位以及貨幣政策的需要。

六、智能合約。數字貨幣不能只是對實物貨幣簡單的模擬，若要發揮“數字”的優勢，未來的數字貨幣一定會走向智能貨幣。當然，前期我們也觀察到一些由于智能合約安全漏洞而引發的系統災難，說明該技術成熟度還有待改進。所以央行數字貨幣應在充分考慮安全性的基礎上，宜從簡單的智能合約起步，逐步擴展其潛力。

七、是監管考量。在數字世界中，數字身份的真實性問題、隱私問題、安全問題或涉及更大的社會治理命題，需要我們做深入的研究。

姚前特別表示，已離開人民銀行，所說僅代表個人學術觀點，不代表人民銀行，也不代表其現所在機構。（新浪財經）[2021/5/31 22:57:43]

跨國互聯網企業帶來的稅收挑戰

證監會科技局正式上線，科技局由姚前領銜:金色財經報道，證監會官網近日更新了機關部門一欄，科技局新增入列。科技局由在圈內頗有名氣的學者型官員姚前領銜，旨在打造一個整合、打通現有各信息資源的資本市場大數據監管系統，這掀開了證監會科技監管的新篇章。據了解，證監會成立科技監管局，是在央行或更高層的統一規劃下，在監管科技的總體建設方案下，配合工作。

此前姚前曾表示，Libra與數字美元結合將是公私合作絕佳典范。[2020/6/12]

數字化產品，比如軟件、廣告、游戲、數字媒體、電子書、云計算等，以及專利權、知識產權、商譽等無形資產，是跨國互聯網企業的主要價值形態。這些資產不拘于物理形態，可快速轉讓、轉移和流動，為跨國互聯網企業避稅提供了便利。比如，跨國互聯網企業可在高稅率國家設立負責無形資產研發的研發中心，在低稅率國家設立負責產品銷售的運營中心，兩個中心簽訂成本分攤協議，研發中心承擔大部分研發成本，運營中心承擔一小部分研發成本，同時獲得全部知識產權使用權和相關產品銷售權利，由此跨國互聯網企業通過無形資產的內部轉讓定價，將利潤從高稅負國家轉移到低稅負國家。例如，許多美國跨國科技企業采用所謂的“雙層‘愛爾蘭-荷蘭’三明治”結構進行避稅，即在歐洲稅率較低的國家申報企業所得稅，比如愛爾蘭、盧森堡。2010年，谷歌被認為通過設在愛爾蘭、荷蘭、百慕大三地分支公司的關聯交易將美國境外收入的納稅率降低到了2.4%，而谷歌境外運營的大部分國家平均稅率都在20%以上。

聲音 | 姚前：基于DLT的新一代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潛力無限: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于《中國金融》2019年第23期刊文稱：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LT）的新一代金融市場基礎設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FMI）可以使金融服務變得更加開放、更有活力、更有韌性，同時也使金融監管更加精準。 在數字化技術的手段下，基于DLT的FMI不僅可行而且可控，監管也可以做到更加精準。因此，它是規范的。DLT賬本不易偽造，難以篡改，且可追溯，容易審計，所以它又是透明的。同時它打開了傳統分布式系統的圍墻，使金融服務變得更加自由開放，更有活力，而且它還基于可信技術，容錯性強，更有韌性。 綜上所述，基于DLT的新型FMI是符合“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五大標準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潛力無限，前景可期。[2019/11/27]

數字經濟下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問題已引起各國高度關注。一方面，各國加快稅收體制改革，建立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BEPS問題。2012年6月，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同意委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開展BEPS問題應對研究。2013年6月，OECD發布《BEPS行動計劃》，并于當年9月在G20圣彼得堡峰會上通過。隨后，OECD先后發布《關于數字經濟面臨的稅收挑戰的報告》、《數字化帶來的稅收挑戰：中期報告》、《應對經濟數字化的稅收挑戰》。OECD提出的BEPS行動計劃主要強調稅收利益與經濟實質之間的相匹配，既不能沒有經濟實質卻發生了稅收利益，也不能發生了經濟實質，稅收利益卻被轉移出去。

央行姚前：智能合約安全問題非常重要 區塊鏈缺乏完善治理機制: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表示，TheDAO被黑事件折射出兩個問題：一是智能合約尤其是公有鏈的智能合約的安全問題非常重要，出現漏洞或錯誤后，無法像中心化系統那樣通過關閉系統、集中升級的辦法進行修復。另外一個問題，即現有區塊鏈缺乏一套完善的治理機制，當社區面臨重大決策事件時，如何讓社區參與進來，以某種機制形成社區意見，最終在區塊鏈上表達出來。[2018/6/14]

目前看，為應對跨國互聯網企業的BEPS問題，還需要解決一些關鍵問題，比如內部轉讓定價的公平交易認定。OECD《跨國企業與稅務機關轉讓定價指南》提出以公平交易原則作為處理轉讓定價的主要原則，要求跨國企業的每一筆內部交易價格公平合理。稅務機關通常采用可比非受控價格法、成本加成法和再銷售價格法來估算內部交易的合理價格。但對于以數字產品、無形資產為主要價值形態的跨國互聯網企業，這些方法很難適用。互聯網企業的無形資產具有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難以在市場上找到相似的可比產品；無形資產研發高度知識密集型，成本估算不那么容易；其產品通過互聯網銷售，難以采用當地的合理成本利潤率加成計算合理的銷售價格。

數字稅的基本原理

“用戶創造價值”是平臺經濟的典型特征。用戶生態創造了平臺價值，用戶越多，平臺價值越大。平臺價值還來自用戶數據。我們正從信息技術時代走向數據時代，聯合國《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顯示，代表數據流的全球互聯網協議(IP)流量從1992年的每天約100千兆字節增長到2017年的每秒45000千兆字節，再到2022年，全球互聯網協議流量預計將達到每秒150700千兆字節。這些數據包含豐富的經濟信息，一旦經過挖掘、分析，即可創造出價值。企業可以從大數據分析洞察用戶的特征、習慣、需求和偏好，更好感應市場變化，調整競爭策略。第三方平臺企業掌握大量用戶數據，就像掌握了寶貴的礦產資源。

平臺價值來源于用戶，所以用戶理應享受平臺創造的收益。雖然平臺企業在發展最初階段，會向用戶發放優惠券和消費紅包，但更多是一種營銷手段。作為價值創造來源，用戶卻未能真正享受平臺收益。因此基于上述“用戶創造價值”理念，作為公眾代表，政府有必要像征收自然資源稅一樣，對平臺企業征收數字服務稅。2020年《OECD/G20關于實現包容性數字稅框架的“雙支柱”路徑的聲明》提出的“用戶參與”方案認為，用戶數據是社交媒體、搜索引擎以及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業態價值的創造基礎，因此賦予了用戶所在國向相關數字平臺征稅的權利，且無論數字平臺是否在本國有實體存在。

同時對跨國平臺企業征收數字稅，亦有助于維護來源地稅收管轄權。例如，假定一家美國搜索公司以日語設計了一個網絡界面，主要面向日本的個人用戶，在日本界面上投放針對日本用戶的廣告，廣告位的購買者不僅有日本本國公司，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公司，比如韓國。韓國公司向美國搜索公司支付了廣告費用，美國搜索公司這筆收入來源其實是日本境內，但支付主體和交易均在日本境外，日本難以通過征收進口關稅或傳統預提稅來征收這種稅。除了在線廣告，在線中介等跨國雙邊市場模式也存在相似問題。因此，有必要通過數字稅，解決因價值創造來源和支付來源之間存在錯位而帶來的稅基侵蝕問題。

數字稅的國際實踐與現實挑戰

法國是最早發起和實施數字稅的國家。2013年1月，法國財政部發布的《數字經濟稅收制度專題報告》提出建立可以跟蹤用戶數據的稅收制度，根據企業對用戶數據的利用程度制定相應的稅率，對收集和使用數據換取的利潤征收數字稅。2018年3月，歐洲理事會提議征收數字稅。2019年6月24日，法國總統馬克龍簽署了數字稅法案，追溯于2019年1月1日對符合條件的企業征收數字稅。其征收對象是全球數字服務收入超過7.5億歐元，且在法國應稅收入超過2500萬歐元的公司；稅率設定為3%；稅基是數字企業三個領域的收入：平臺的廣告收入、中介服務收入和個人數據銷售收入等。

法國征收數字稅引起了美國的強烈反對。2019年12月，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針對法國數字服務稅，發布301調查報告，指責法國違反現行國際稅收原則。2020年1月，法國同意暫停數字服務稅征收直到2020年12月，以換取美國同意暫緩對法國商品征收報復性關稅。

截至目前，除了法國，還有英國、意大利、奧地利、土耳其等國家已實施數字稅。愛爾蘭、芬蘭等低稅率國家則對數字服務稅持反對意見。總體來說，世界各國對于是否征收數字服務稅方面還存在分歧。批評者認為這是新的貿易保護手段，或成為下一輪全球貿易摩擦的潛在引爆點。也有人批評，這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為了彌補赤字尋找新稅基的手段。若從技術視角看，數字稅的落地實施過程還存在以下挑戰：

一是稅基收入如何認定。目前實施數字稅國家的稅基范圍基本一致，主要是在線廣告、中介和用戶數據銷售。其中關于用戶數據銷售的應納稅收入，迄今還沒有一套基于“用戶參與創造價值”理念的科學計算方法，或是最具挑戰的工作。另外，確定用戶數量和跟蹤用戶數據，需要追蹤用戶的IP地址，不僅會產生合規費用，還可能侵犯用戶隱私和數據安全。亞馬遜表示，計算所欠稅款花費數百萬美元需要重新編程其系統并跟蹤用戶數據，以確定法國產生的數字收入；Google則提出用虛擬專用網掩蓋位置時難以跟蹤的問題。

二是數字稅成本的轉嫁問題。法國實施數字稅后，亞馬遜宣布對其在線平臺上的法國中小型企業征收3％的稅收。也有研究報告認為，55%的法國數字服務稅將轉移到消費者身上，40%轉移到網上經營的售賣者身上，而大型科技公司僅承擔5%。從經濟學機理看，數字稅的稅負分配與產品性質、市場格局、各方主體議價能力、市場控制能力等各類宏微觀因素有關。建立科學合理的數字稅制度，需要結合市場競爭、稅負公平、社會福利等多方面考量，開展更全面、深入的評估與分析。

結語

我國是數字經濟大國。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線上經濟活動同線下一樣，也需要建立規范、有序的市場秩序。加強數字稅的研究及國際規則建設，是加強數字經濟治理的應有之義，更是防范稅基流失、維護稅收主權的必要之舉，同時伴隨我國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這還是我國參與國際稅收治理、為走出去企業保駕護航的主動戰略。下一步，我們應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數字稅的指示精神，密切跟蹤數字稅國際改革進展，加強數字稅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積極參與國際稅收規則制定，并結合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實際，建立規范、公平、科學、合理的數字稅制度。

聲明：本文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碳鏈價值立場，且不構成任何投資理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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