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實物貨幣的演變與信用貨幣的產生_數字貨幣:LIBRA

實物貨幣為什么必然要轉化為信用貨幣？因為貨幣最根本的定位和職能是價值尺度，最關鍵的要求是必須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這就要求一國貨幣總量必須與該國主權范圍內可以用法律保護需要用于交換的社會財富的規模相對應，即以該國的社會財富做支撐。這樣，貨幣就必須從社會財富中獨立出來，真正成為社會財富的價值對應物，以該國社會財富做支撐，成為國家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原來充當貨幣的黃金等貴金屬，則必須退出貨幣舞臺，回歸其社會財富的本源。要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就需要對貨幣投放和總量規模進行調控，就形成貨幣政策目標、工具和管理體系，由此帶來貨幣從表現形態、投放渠道、運行方式等一系列極其深刻的變化。這是理解信用貨幣最重要的內容。

從商品實物貨幣發展到規制化金屬貨幣

在貨幣數千年發展史上，絕大部分時間內都是保持商品實物貨幣的形態，但其具體表現形態卻是在不斷演化和提升，從特殊的貝殼、骨頭、羽毛、石頭，以及食鹽、谷物等不同的物質，最后集中到黃金、青銅、白銀等貴金屬上。即使出現金屬本位制下的紙幣，也只是金屬貨幣日常流通的替代物或表征物，貨幣本質上仍是金屬貨幣。直到廢除金屬本位制，紙幣徹底脫離金屬實物之后，貨幣才從實物商品貨幣轉化為國家信用貨幣，實現了貨幣發展史上極其深刻的飛躍與裂變。由此，貨幣發展呈現出“自然實物貨幣——規制化金屬貨幣——金屬本位制紙幣——國家信用貨幣”的演變軌跡。

那么，人類社會為什么需要貨幣？貨幣為什么會不斷演化，特別是從實物貨幣轉化為信用貨幣？信用貨幣的“信用”到底是誰的信用，為什么信用貨幣更多的與“國家”相連系，表現為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為什么信用貨幣又越來越多地從有形的紙幣和硬（輔）幣轉化為無形的電子貨幣或數字貨幣？其發展變化的邏輯和規律是什么？貨幣能夠再回歸金屬（如黃金）貨幣，或者比照黃金的基本原理推出完全按照既定規則限量投放的網絡加密數字貨幣（如比特幣）嗎？“貨幣的非國家化”或“超主權世界貨幣”的設想能實現嗎？

王永利：數字人民幣替代現金只能是第一步: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發文指出，數字人民幣絕不應僅僅局限于替代M0，而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變革。可能的考慮是：

1.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央行“數字貨幣一本賬”體系。

2.數字貨幣可以用于各類金融業務（包括發放貸款），盡可能替代所有貨幣。金融業務仍由各類金融機構辦理，社會主體可以在商業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開立數字貨幣“業務賬戶”，記錄其開辦業務時引發的債權債務變化及其結果，并按照約定進行計息。

3.每個社會主體的業務賬戶都要與其在央行的基礎賬戶保持勾連關系，在賬戶實名制程度上可以適當區分、分檔管理。[2020/10/17]

這是研究和管理貨幣必須回答清楚的基礎問題。

縱觀貨幣發展演變的歷程不難發現：貨幣是基于商品交換的需要而產生，伴隨交換的發展而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交換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貨幣最核心的功能定位是價值尺度，基本功能是支付手段（交換媒介）與價值儲藏；發展歷程主要是從自然實物貨幣發展到國家規制化金屬貨幣，再到金屬本位制紙幣，又到完全脫離實物的信用貨幣；其表現形態不斷變化，從各種形態的有形貨幣進一步轉化為銀行存款或電子錢包中數字化的無形貨幣，不斷提高貨幣的運行效率、降低其運行成本、提高風險管控水平。

但近年來不少人對此提出質疑，就貨幣起源、貨幣本質、貨幣功能、運行邏輯等提出新的觀念。比如，有人說，貨幣最初并不是作為一般等價物來充當商品流通媒介的，而是作為一般性債務來記錄和結清債權債務關系的；貨幣的本質不是一般等價物，而是作為無限跨期價值尺度的一般性債務；貨幣演進的主要脈絡是：私人信用貨幣——政府信用貨幣——銀行信用貨幣；貨幣的核心功能不是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手段，而是組織生產，是生產關系、社會紐帶等等。

但這些新的觀念實際上存在諸多值得商榷、牽強附會的地方，是難以成立的。

聲音 | 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有關Libra的諸多問題尚未明確:今日，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發文再次發表對Facebook的加密貨幣的看法。他表示，現在人們在討論Facebook的加密貨幣時，就好像其愿景已經實現或肯定能實現，認為其27億用戶會自然而然就成為Libra的用戶，其應用范圍將超過絕大部分國家的貨幣，而不是仔細分析其實現的條件、存在的問題、面臨的競爭等現實問題。王永利指出，現在叫全球幣或無國界貨幣，是指超越國家的主權貨幣，但這些幣依然是各個網絡社區或平臺的專用幣，無國界，但有鏈界！在網絡世界里，這真的是去中心的嗎？完全去中心，調整規則的效率如何保證？去中心一定是人類社會的最佳選擇嗎？[2019/6/19]

比如，有人說：就好像A向B打個借條后可以把B的斧子借走；B向C打個借條后可以把其谷子借走，也可以在C同意情況下，將A出具的借條給C后把谷子拿走，此時，借條就成為貨幣的最初形式，即私人信用貨幣。

但這種說法存在明顯的問題：如果借條不轉讓，就僅僅是一種債權債務證明，沒有流通功能，顯然難言就是貨幣。實際上，如果借什么東西，最后就還什么東西，那根本就不需要貨幣。由此可見，貨幣不是發源于債務，而只能發源于交換（不同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需要價值尺度）；如果以收取的借條去換取新的物品，就不是債務問題，而是交換問題，就有一個價值尺度和信任的問題：用一把斧子能換取多少谷子必須有折算標準或價值尺度，否則難以成交；接受借條的一方必須相信借條出具人能夠保證履約（今天的債權轉讓依然如此），否則也很難成交。不能成為最為人們接受的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實際上就難以成為貨幣。

所以，貨幣本質上是價值尺度，基本功能是交換媒介（支付手段）與價值儲藏，這應該是對貨幣最基本的理解。

必須指出，不能把債務記錄或債務證明與其背后債務計價清算的價值尺度（貨幣）混為一談。

聲音 | 王永利：比特幣等數字幣應定位于商圈幣 要有適用范圍約束:在今日舉行的2018北京金融安全論壇上，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表示，比特幣、穩定幣等數字幣不可能顛覆取代法定貨幣，應該定位于網絡社區的專用幣或者社區幣、商圈幣，如同食堂飯票等，是在法定貨幣體系下在一定范圍里面賦予特殊權利義務的一種專用幣或者代幣，它是有價值的，但是要有使用范圍的約束。[2018/12/5]

有人說：“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曾用刻有債務的泥板來作貨幣，泥板上不僅記錄債務人償還債權人的承諾，還記錄著持有者的名字，債權人可以將持有的泥板轉讓給他人以實現債權轉移”；“太平洋的雅浦島上的居民用巨大的石盤來作貨幣，石盤有些刻有簡單的符號，有些則什么記錄都沒有。這些石盤很大很重，甚至無法搬移”。這些說法實際上經不起推敲，其實是將債務的記錄或證明當作貨幣本身，是在偷換概念，就好像今天把用于交換的股票、債券、匯票等直接叫做貨幣一樣，是不能讓人接受的！

在商品交換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如果以一定范圍內社會成員（特別是有影響力的主流社會成員）最為追崇的，比較珍貴、易于分檔、便于交接的某一種物品（而不是多種物品）作為一般等價物和交換媒介，其效率遠比私人借條類的債務憑據高得多！因此，人類歷史上，不同族群或社會出現了不同的貨幣物品，如牲畜、獸皮、食鹽、谷物、貝殼、羽毛、骨頭、寶石等，但最后主要集中于一些貴金屬上，如金銀銅鐵等。而貨幣之所以會集中到貴金屬上，則是因為貴金屬本身沒有生命，品質穩定、易于分割制作、便于攜帶交割，能夠更好地滿足貨幣作為價值尺度、交換媒介與價值儲藏的要求。

貨幣的優化統一大大方便了交換的進行，促進經濟社會加快發展。

但是，隨著貨幣應用越來越廣泛，民間組織自行鑄造金屬貨幣所存在的規格品質不一，檢驗交割復雜、不同貨幣交換困難，以及以次充好、假冒偽劣等問題不斷暴露。為此，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對貨幣進行統一管理，確定貨幣的品名、品質、式樣、規格、發行人權利義務等，有的甚至直接將鑄幣權收歸國有、高度集中，并以法令方式保護貨幣的流通使用，嚴厲打擊假冒偽劣行為，使金屬貨幣成為國家規制化貨幣（有人稱之為“金屬法幣”）。其中，為便于攜帶和支付，世界各國的金屬貨幣最后都印制成圓形的，而且規格尺度基本上不約而同。

聲音 | 王永利：把握加密貨幣 首先需要準確認知貨幣的定義:據中國金融新聞網消息，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北京金博會區塊鏈論上表示：要想把握網絡上的加密貨幣，首先要準確地認知我們今天的貨幣是個什么樣的東西。如果我們連貨幣都講不清楚的話，當然就講不清楚網絡的加密貨幣到底是什么，我們要重新梳理、準確把握貨幣的本質和演變的邏輯。[2018/11/5]

國家統一的規制化貨幣進一步增強了貨幣運行的效率，降低了貨幣運行的成本，從而促進貨幣更好地發揮作用。

從金屬實物貨幣發展到金屬本位制紙幣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經濟交往規模與范圍的擴大，新的貨幣問題日益顯現：

一方面，用做貨幣的金屬屬于自然物質，貨幣供應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貨幣金屬的供應，經常與實際需求發生偏離，容易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在缺乏足夠的貨幣供應時，也容易推動貨幣當局（如中國）自己就降低貨幣的品質標準，破壞貨幣的信譽。或者推動政府（如歐洲國家）向民間或外國融資，從而推動股票、債券、年金等融資工具以及相應的交易市場的發展等。各國面對貨幣供應不足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應對方式不同，推動其金融乃至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極大的反差（貨幣金融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社會文化傳統和國家治理體系，而不是憑空創造的）。

另一方面，隨著交易頻率的提升、交易范圍的擴大，大量攜帶運送、交割清算金屬貨幣的成本越來越高，實物貨幣在途占壓或有人因通貨膨脹而大量儲幣待購等，都影響著流通領域的貨幣供應，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

于是，一些有固定交易和往來的商家之間開始約定，日常往來不必逐筆收付貨幣，只需簽署往來證明（需要加密防偽），雙方分別記賬即可，一定時期結束時，雙方再核對賬目，相互軋抵往來后，將余額進行貨幣清算。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貨幣的日常使用，降低支付清算的成本。在此基礎上，在異地交易往來中，也出現將金屬貨幣就近存放一家令人信任的商戶，由其出具收據后，憑收據即可到該商戶指定的異地機構兌換成金屬貨幣，從而大大減少貨幣異地運輸的成本。這種貨幣收據也叫做“匯票”，專門辦理匯票業務的商戶也叫做“錢莊”或“票號”。

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總裁王永利稱 虛擬貨幣必須達成實名制標準: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王永利認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必須用線下的東西，必須用法定貨幣，這也不現實。但是，未來網絡虛擬幣、代幣只能是商圈幣，界定商圈幣的時候就要界定范圍是什么，允許法定貨幣和它兌換，但是必須達到實名制、原幣、原賬戶的進出，不能超出這一范圍。[2017/12/4]

隨著匯票業務的發展，一些票號的聲譽隨之增強，其匯票的社會接受度相應提高，人們開始接受直接用匯票代替貨幣進行交易。為方便流通使用，票號開始將匯票改造成為事先印好面額（劃分不同檔次），標明出票人并承諾見票即付，增加防偽驗證標識等，但不限定持票人的通用匯票，這就使其演變成為最初始的“紙幣”。

此時的紙幣需要以等值的金屬貨幣或貨幣金屬換取，也可以用紙幣隨時換取金屬貨幣或貨幣金屬，紙幣只是金屬貨幣日常流通的替代物，所以，屬于金屬本位制的紙幣。

紙幣的出現和廣泛流通，有效解決了金屬貨幣運行成本高的問題。但受制于貨幣金屬供應量的制約，貨幣供應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越來越嚴峻。

從金屬本位制紙幣發展到國家信用貨幣

紙幣的出現和廣泛流通，也讓人們越來越感覺到，紙幣其實可以脫離金屬獨立運行，“貨幣并非天然就是金銀”。

更重要的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貨幣越來越重要，功能越來越豐富，但貨幣最重要的本質定位與核心功能仍是價值尺度，最基本的功能仍是交換媒介（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而要發揮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作用，就必須使一國的貨幣總量盡可能與該國主權范圍內、法律可以保護、需要貨幣化（用于交易）的社會財富總量相對應（簡單說，就是要保證貨幣總量與財富總量相對應），從而保持貨幣幣值（價值尺度）的基本穩定。由此，貨幣必須從社會財富中脫離出來，轉化為社會財富的價值對應物、表征物，貨幣單位轉變成為純粹的價值單位或記賬符號。而金銀等充當貨幣的金屬必須退出貨幣舞臺，回歸其社會財富的本源，金銀的價格也只能用貨幣單位加以標識。

這就推動貨幣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裂變：從數千年具體的商品實物貨幣，轉變為以國家主權范圍內可以用法律保護的社會財富為總體對應的國家信用貨幣，轉化成純粹的價值單位（價值尺度），成為一種價值表征物與記賬符號，實現了貨幣“破繭化蝶”的升華——紙幣還是紙幣，但從金屬本位制紙幣轉化為國家信用制紙幣，發生了內在質的變化，并由此引發貨幣整個運行體系的深刻變化：貨幣總量不再高度受制于貨幣實物的供應，而完全可以根據貨幣幣值的變化靈活調控貨幣的投放與回籠，更好地保持貨幣幣值的相對穩定；在社會財富的種類與品種極其復雜的情況下，為反映出貨幣幣值的變化情況，人們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物品，按照其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程度賦予其適當的份額，形成社會物價（消費物價）總指數（CPI。物價總指數的構成因素及其份額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并以物價總指數的變化近似地反應貨幣幣值的變化，據以調節貨幣的投放與總量。在此基礎上，為更好地反映出貨幣幣值的真實變化，又衍生出生產價格指數（PPI：Producer Price Index）、采購經理指數（PMI：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等，從不同角度綜合分析物價走勢和幣值變化；由此就形成了貨幣政策，成為與財政政策一樣的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發揮著極其重要的宏觀調控作用。這就形成了信用貨幣全新的投放、運行、管控方式與體系。

可以說，如果貨幣沒有從實物貨幣發展成為信用貨幣，貨幣金融的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發揮，人類社會的發展勢必大大落后，根本不可能達到現在的水平！

貨幣從實物貨幣轉化為信用貨幣，存在著嚴格的內在規律與發展邏輯，是貨幣發展的必然選擇——盡管信用貨幣體系也存在風險隱患，在運行過程中由于缺乏有效控制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但貨幣的發展不可能再回歸到實物（包括黃金）貨幣狀態，也不可能模擬實物貨幣（如以黃金或其它物品作為“錨定物”）打造新的數字貨幣體系，否則，可能引發的問題遠比信用貨幣更為嚴重！

今天，世界各國的貨幣基本上都已轉化成為信用貨幣，現在對貨幣的認知仍停留在實物貨幣階段，脫離信用貨幣談貨幣，試圖推動貨幣倒退回黃金等實物貨幣或模擬黃金去設計數字貨幣體系，都是偏離方向、難以成功的，甚至是有害無益的！

必須明確的是，所謂信用貨幣的“信用”，不是發行貨幣的機構（如央行）自身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財政部門自身的信用，更不是通過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派生貨幣的商業銀行自身的信用，而是整個國家的信用，是建立在整個國家可交換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國家信用。是國家將發行貨幣的權利賦予了貨幣當局。所以，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央行發行貨幣，并不是央行自身的債務，央行根本沒有向持幣人兌付任何財物的承諾；貨幣也不是以政府稅收作為支撐的，稅收只能是政府自身債務的支撐，根本無法支撐整個貨幣（政府信用只能是對政府自身債務的支撐，而不可能是對整個貨幣總量的支撐）。政府接受納稅人以貨幣繳稅，只是增強了貨幣的流動性和信譽而已。在這方面，很多長期流傳的經典說法并不準確，需要仔細斟酌、撥亂反正。

從有形的物質貨幣向無形的數字貨幣發展貨幣從實物貨幣發展到信用貨幣，實現了自身的革命性蛻變，其作為價值尺度的本質定位與核心功能得以加強和保證。與此同時，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以及貨幣金融監管要求的不斷提高，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運行方式與表現形態，也在不斷變化，以實現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嚴密監控的目標追求。這突出表現在，貨幣正在加快從從有形的物質貨幣（紙幣及輔幣）向無形的數字貨幣發展。

隨著記賬清算的出現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貨幣越來越多地由實物現金轉化為銀行存款，現金在貨幣總量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銀行存款的具體載體又從直接記載收付款項與結余金額的存折、存單等不能直接用于支付的憑證，轉變為隱藏存款金額，可以離行（在存款銀行之外）使用，需要將收付信息及存款人密碼傳送到存款銀行進行檢驗，然后由存款銀行與收款人進行款項清算的銀行卡、電子銀行或手機銀行的電子錢包等，貨幣越來越向無形的電子化、數字化方向發展。即使是央行從社會上購買黃金或外匯等形成貨幣儲備物，也基本上都是直接將等值的貨幣通過商業銀行轉入出售方的存款賬戶，不再是支付貨幣現金。

從這一角度講，主權（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早已開始，非現金類的無形貨幣都是廣義上的“數字貨幣”。

但是，無論是央行發行的“現金”（包括紙幣和硬幣），還是央行購買儲備物以及銀行吸收現金或發放貸款等轉化的“銀行存款”，抑或是第三方支付機構吸收備付金形成的“電子錢包”等，都只是貨幣的表現形態，而不是貨幣本身（貨幣已經虛擬化成為價值尺度或記賬單位）。

毫無疑問，利用各種先進技術，推動貨幣從有形的物質貨幣轉向無形的數字貨幣，推動支付結算工具和結算方式的變化，推動貨幣運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嚴密監控、更好地發揮功能作用，是貨幣發展的必然方向，應該積極鼓勵貨幣數字化以及相應的結算工具與方式創新。

但無論貨幣的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發生怎樣的變化，其本質定位與核心功能不能改變，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嚴密監控的發展要求不能改變，要避免偏離本質的盲目創新。偏離這些本質屬性與根本要求，試圖推出新的貨幣及其運行體系，特別是試圖逃避金融監管，都是難以成功、有害無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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